让科技与人文在工程中融合_其他哲学论文十篇

让科技与人文在工程中融合_其他哲学论文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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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科技与人文在工程中融合_其他哲学论文 第一篇

摘要：科技与人文两种文化从对立走向融合是关系人类命运的重大问题，这两种文化究竟怎样融合？在什么样的场域中融合？则是问题之关键。本文拟在“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的理论框架下，把工程纳入境域化造物行动的存在论视域，通过对科技与人文两种文化内在深层原因的现象学反思，来探寻两种文化在工程这一场域中融合的可能性。

关键词：科技；人文；工程；融合

abstract: it is a vital issue related to the fate of the humankind that sci-tech culture and humanities culture become integration from opposition. how and where to integrate for them is the key of this issue ? under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e tripli for 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 , this paper intends to take engineering into the horizon of creating action , and searches for the integrating responsibility of the two cultures in the field of engineering ,with phenomenology rethinking about the profound cause of separation between sci-tech culture and humanities culture .

key words: sci-tech；humanities；engineering；integration

自从上个世纪50年代c∙斯诺明确地提出科技与人文“两种文化”的对立以来，一方面，国内外理论界热烈讨论“两种文化”对立带来的事关人类命运的重大问题，并努力寻找“两种文化”融合的各种路径。Www.meiword.com但另一方面，“两种文化”的对立在现实中却更为加剧，这从国外近年来发生的索卡尔事件、科学大战等可见一斑，现实似乎嘲弄着理论界的努力。问题的关键在于：“两种文化”的内在深层原因究竟是什么？它们究竟能不能融合？如果能融合，应在什么样的场域中融合？本文拟在“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的理论框架下，把工程纳入境域化造物行动的存在论视域，通过对科技与人文“两种文化”内在原因的现象学反思，来探寻“两种文化”在工程这一场域中融合的可能性。

1 “两种文化”对立的深层原因

关于科技与人文“两种文化”对立的根源，c∙斯诺本人的描述及众多的文化学、社会学、教育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可以说众人皆知，无须赘述。笔者仅就现象学的一些思路来探讨“两种文化”对立的深层原因。

早在c∙斯诺之前，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越论的现象学》一书中，已深刻论述了现代科学的危机以及由此带来的西方文化的危机：“科学危机所指的无非是，科学的真正科学性，即它为自己提出任务以及为实现这些任务而制定方的整个方式，成为不可能了。……现代人的整个世界观唯一受实证科学的支配，并且唯一被科学所造成的‘繁荣’所迷惑，这种唯一性意味着人们以冷漠的态度避开了对真正的人性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单纯注重事实的科学，造就注重事实的人。……从人们对我们的文化危机的普遍悲叹出发，从在这个方面归咎于科学的作用出发，产生出一些动机，这就是对一些科学的科学性进行严肃的非常必要的批判。”〔1〕在胡塞尔看来，现代科学的科学性已由实证主义的客观性所支配，这正是造成科学危机乃至于文化危机的根源。

笛卡儿在“我思故我在”的命题中确立了主体的存在，同时也确立了与主体相对立的客体的存在，由此开创了主客体二元对立的近代认识论。在这种对象性的二元结构中，包含着物理学主义的客观主义和超越论的主观主义这两个的方向。

沿着客观主义的方向，从伽利略起，现代科学开始了其将自然数学化的历程，用理念化了的自然暗中代替前科学的直观的自然。“自然本身就在这种新的数学的指导下理念化了；用现代的说法，自然本身变成了一种数学的流形。……用数学方式奠定的理念东西的世界暗中代替了唯一现实的世界，现实地由感性给予的世界，总是被体验到的和可以体验到的世界---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2〕这样，现代科学以客观化的数学外衣遮蔽了其源发于其中的生活世界，造成了其对生活世界的遗忘。“伽利略在其从几何学出发，从感性上呈现的并且可以数学化的东西出发，对世界的考察中，抽去了在人格的生活中作为人格的主体；抽去了一切在任何意义上都是精神的东西，抽去了一切在人的实践中附到事物上的文化特性。”〔3〕这种将自然数学化的思维方式与认识论中的客观主义相辅相成，导致了实证主义哲学的兴起，并逐步成为支配现代科学发展乃至于整个西方文化主流的思维方式。

沿着主观主义的方向，从笛卡儿本人开始，经过贝克莱、修谟直至康德，都一直企图建立超越论的主体哲学，“这种哲学的产生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自我，以及我的思维生活，乃是一切可能的思维成就的、一切有关客观性的意义和正当性的询问的原始基础。”〔4〕但是，胡塞尔认为他们都没有真正实现“哥白尼式转向”，因为他们没有深入研究构造一切存在物的绝对主观性，也没有深入研究把握这种主观性的方法，他认为唯有通过超越论的现象学才能真正克服笛卡儿以来的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

笛卡儿的二元论、修谟的怀疑论、康德的认识论等，由于预设了物理实体或物自体的存在，因而不可能超越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对象性结构，不可能真正解决科学知识如何可能的认识论难题：人的主体、意识如何脱出它的表象的内在性达到外部世界中的超越对象呢？这条认识论的鸿沟是无法在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对象性结构中跨越的。因此，胡塞尔的超越论首先指的就是对主客体二元对立结构的超越，通过认识者反思自身及其认识生活的原始发生过程，把构造一切存在物的认识活动追溯到无预设前提的、自明的、活生生的直观体验之境域(horizon)，这种通过超越达到的“绝对主观性”已经不再是主客体二元对立结构中的主观性，也不是思辨构造的新产物，它是前科学的、前哲学的、非课题化的、奠基性的、主观相对的、显现于境域之中的生活世界本身，它只有通过现象学的悬搁才能达到。

胡塞尔并不是要反对现代科学，而是要现代科学重新植入它本身源发但又被它忘却的生活世界的境域中。正如德国现象学家克劳斯•黑尔德所说：“在胡塞尔对生活世界的思索中包含着对现代科学精神的彻底批判。然而奇特的是，这个批判并不是从根本原则上否定科学。相反，胡塞尔所关心的只是对科学和作为科学一般基础的哲学的更新。”〔5〕胡塞尔从他后期发生现象学的观点指出，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现代科学不仅忘却了生活世界的奠基，而且排除了它自身现实发生的境域，改变了传统科学对境域的依存性质，使自身成为绝对客观性的、与直观境域彻底无关的知识体系，在这样的情形下，世界原本作为普全境域的生活世界转变成为客观自在的、无限的科学世界，成为主客体二元对立结构中对象化的客体。

在实证主义的观念里，科学世界不仅脱离了境域的束缚，而且反过来要主宰生活世界，成为生活世界的基础，使生活科学化。但是，这种去除了境域的客观世界是非人性的，它以人的自由的丧失为代价，“希腊-欧洲人的人文理想是‘自由’，自由被他们看成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整个西方的人文传统自始至终贯彻着‘自由’的理念。”〔6〕 同样，“对于胡塞尔来说，真正人性的东西是自由，它被理解为我作为先验的原-自我所具有的责任，这种原-自我是无法通过任何对象化来获取的。我对我的行为负有责任，而行为意味着一种对可能性的把握。”〔7〕这种可能性是在境域之中的可能性，境域正是在人的行为中开启自身的，它无法与人的行为分离开来。因此，在去除了境域的客观化的对象世界里，人无法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将意味着放弃人的责任，丧失人的自由，从而丧失了人本身。人的共同体在其历史境域之中原促创(urstiftung) 的并积淀(sedimentierung)下来的语言、文学、艺术、逻辑、历史、宗教、哲学等人文科学传统都将丧失意义。“现代的生存似乎已经为在一个带有自然科学技术理性烙印的世界及其组织中的无精神生活和在一个历史地和个人地成长起来的世界及其文化产物中的充实的此在。”〔8〕这正是“两种文化”的深层原因。

胡塞尔对现代科学精神的批判并不是要滋长这种情绪，相反，“胡塞尔的思维具有对这两个方面的亲和力并因此体现了对这‘两种文化’的中介作用。”〔9〕我们或许可以从他深刻的思想中寻找到“两种文化”融合的思路。

2 两种工程观

“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10〕提出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概念指称的变换。关键在于工程具有不同于科学、技术的相对的本质特性。但是，在流行的观点中，技术是科学的应用，而工程则是科学和技术的应用。按照这种观点，既使把工程从技术中划分出来，工程的本质仍将遮蔽在技术阴影之中，工程哲学也不可能真正超越技术哲学樊篱，仍然会把工程哲学当成某种“技术的工程哲学” 来建构。把工程理解为应用科学、技术的造物实践活动，确实存在其词源学的依据。在英语中，工程“engineering”的词根为engine（机械）和inge-nious（有发明才能的），它们都起源于同一个拉丁语词根ingenerare，即“创造、智巧、聪明”的意思，其词根gen的意思为“生产、制造”；engine在古英语中又具有“to contrive”（设计出来、设计做到、发明造出）的含义。随着科学、技术在工程中的作用日益显著，“工程不仅为技术而且是科学即engineering sciences，于是engineering在原‘活动过程或结果’上又增加了‘学科理论’含义。”〔11〕总之，学界大多数人十分自然地倾向于把“工程”界定为“把数学和科学技术知识应用于规划、研制、加工、试验和创建人工系统的活动和结果”〔12〕，属于改造自然的实践范畴。

笔者十分赞成“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的理论观点。但对许多人把工程本质理解为应用科学技术的造物实践活动的观点不能苟同，我把这种工程观称之为：“科学化、技术化的造物实践论”。相应，笔者将依据发生现象学的思路，把工程纳入境域化造物行动的存在论视域，尝试形成另一种工程观：“境域化的造物行动论”。

在科学技术哲学传统的视域中，实践被理解为人们为了获取物质文化生活资料，满足人类社会需要而进行的探索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感性物质活动，它作为人类实际地处理自身与世界之关系的活动过程，总是以对人与世界关系的观念处理为范导，是在观念地处理并处理了人与世界关系之后才得以进行的有目的的、能动的、改造世界的物质活动。〔13〕工程实践作为应用科学、技术理论知识及经验的造物实践活动，首先也要以人与世界关系的观念处理为前提，在现代科学的视野中，世界展现为客观自在的、数学化的、无限的科学世界，人与这个世界的关系，构成了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对象性关系，科学、技术的认识活动，工程改造世界的造物实践活动都是在这个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对象性结构中进行的。这样，工程本质上就展现为：在科学活动建构的自然图景和自然规律的框架内，遵循技术活动建构的以自然规律为前提的“怎么做”的程序化知识，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按照数学化的方式去筹划和改造自然、构造人工物的活动，通过这种活动实现理论向现实的飞跃，实现客体的主体化，从而达到主体的目的、满足主体的需要。这样理解的工程实践正是一种对象性的活动，人类通过它可以重新把二元分离的主、客体统一起来。然而，“实践”(praxis)一词的含义极为复杂多变，其原义只与人的意志、伦理、道德行为相关。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把知识(episteme) 分为三类：实践的、制造的和理论的(praxis，poiesis，theoria) 。理论知识与认识(episteme) 相关；制造知识与技艺或技巧(techne) 相关；而实践知识与实践智慧(phronesis)相关，其目的是通过获得性的伦理能力导向明智行为，伦理能力只能通过生活在不同社会情境中的人的个体经验才能获得，这种经验不同于感觉经验，也不能光靠语言来交流，而要靠人的具体参与和亲身体验才能获得。〔14〕可见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实践是境域性的伦理行为。康德也在意志、伦理行为的意义上使用“实践”一词，反对将其扩大化。但如今，特别是在中国，“实践”一词扩大化为指称除理论思维之外的一切人类行为。

这种“科学化、技术化的造物实践论”工程观在本质上显然同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是一致的，胡塞尔对现代科学客观主义所造成危机的批判，同样适用于这种工程观。现代科学对生活世界的遗忘，必然也会导致工程对生活世界的背离，加深文化的危机，加深我们这个世界的非人性化，从而逃避人类的责任！在这种排除了人和人文文化的工程世界里，从根本上讲不可能把主客体重新统一起来，更不可能把“两种文化”融合起来。

发生现象学是胡塞尔后期思想的主要形态，与其前期的静态现象学研究先天规则结构不同，它主要研究先验主体性的自身构造和世界构造的时间过程。这种在时间中的构造是在境域中发生的，境域是人的知觉范围，它既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其有限性与知觉的现实性相关，而无限性与知觉的可能性相关；个别的境域显现着有限的事物，而境域构造具有超越自身的特征，通过不断的超越，最终达到普全的境域，构造出世界，即在境域中开启出世界。“所谓的世界就在现象学上被理解为普遍境域，也就是普全的指引联系(verweisungszusammenhang)，所有意义指引的个别联系都共同归属于其中，而我们的行为就是由这种意义指引来引导的。”〔15〕可见，在发生现象学中，人与世界最原初、最根本的关系不再是自然主义常识观、实证主义科学观中的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对象性关系，而是境域化关系，这种关系是自明的、非预设的、非课题化的、存在论的而非认识论的关系。

笔者认为，只有把对工程本质的反思，纳入这种存在论的境域化结构中，把工程理解为境域化造物行动而不是科学化、技术化的造物实践，理解为人存在的基本方式，才能真正把握“我造物故我在”深刻含义，从而真正切近工程的本质，避免实证主义的工程观带来的危机。一切思想、文化和行为都是在生活世界的境域中历史地发生的，并在境域中彼此关联，这意味着存在“两种文化”在境域化造物行动中，也即在工程中融合的可能性，这正好体现了胡塞尔的发生现象学对“两种文化”的中介作用。

3 科技与人文在工程中融合的可能性

将“两种文化”融合起来是获得学术界多数共识的主张，但是，怎么才能把它们融合起来？在什么场域中融合起来？学术界目前存在具有代表性的两种思路：其一，主张以科技文化为主体，在其中融入人文因素，萨顿的新人文主义就是这种主张的典型，“萨顿坚信科学史是惟一可以反映出人类进步的历史。他最高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一种以科学为基础的新人文主义，即科学的人文主义。他的学术活动就是为了要实现‘全部知识的综合’，使科学史成为联系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桥梁”〔16〕；其二，主张以人文文化为主体，让科技回归人文，“在某种意义上说，人文是万学之母，是一切学问的母亲，也是今天所谓的自然科学的母亲。……我们要不断重申母体性，而且希望这些长得高大威猛的了儿子们要不断回归自己的母体。”〔17〕“科学的人文本性是什么？我认为是自由，近代西方科学与人文的，就在于科学丢弃了自由的理想，而沦为‘求力意志’(will to power) 的工具。……自由的科学是真与善的统一。……自由的科学是真与美的统一。”〔18〕

虽然这些主张都不乏深刻之处，但是在笔者看来，如果不深入批判现代科学的实证主义基础，不超越近代以来的主客体二元对立的认识论结构，那么，无论是在科技中注入人文，还是企图使科学回归人文，融合都是不能真正实现的。按照我们提出的“境域化的造物行动论”工程观，在工程这一场域中，为什么存在“两种文化”融合起来的可能性呢？

从胡塞尔对“两种文化”的深层原因可以看到，这种最深刻的原因在于现代实证科学对生活世界的遗忘，因此，要把“两种文化”融合起来的关键就在于使客观科学重返生活世界，重建生活世界的科学。现代科学因其客观化、理想化的追求，具有了非境域化的特征，重建的生活世界的科学必须重获境域化。在生活世界的境域中，境域化的科学才具备与在历史中形成的并在境域中源源发生的其它文化相融合的可能，这种融合唯有通过人的境域化行为才能实现。在胡塞尔的早期思想中，“行为”（akt）概念指称的不是现实的行动(actus) 、活动，而是意识行为，它可分为“客体化行为”与“非客体化行为”。“客体化行为”指包括表象、判断在内的逻辑—认识的智性行为，它们是使客体或对象得以被构造出来的行为；而“非客体化行为”则意味着情感、评价、意愿等等价值论、实践论的行为活动，它们不具有构造客体对象的能力，并认为“客体化行为”是“非客体化行为”的基础，但后来，胡塞尔在他的伦理学中承认这两种行为之间存在着“一条深深的鸿沟”〔19〕。不走出这种早期的意识哲学，胡塞尔是不可能超越这条鸿沟的。这也意味着仅在意识的、观念的层面不可能超越“两种文化”的对立。

在后期转向生活世界的发生现象学中，胡塞尔的“行为”概念扩展为不仅指称意识行为而且包括身体的行为、现实的物质行动，当然，这种扩展是以暗含的方式出现的。“由于旧科学(指传统科学--笔者) 束缚在境域上，因此它们与人的前科学的‘实践技艺’相联结，如丈量术、治疗术等等。希腊人将立足于这种技艺上的知识、熟知称之为‘技术’(techne)”〔20〕这里，胡塞尔暗示着重建的生活世界的科学同样存在对境域化技术的依赖。美国技术现象学家d∙伊德认为：胡塞尔“他的后期著作，《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验现象学》(1936) 发展了一种高度体现的、知觉现象学。他宣称，科学，特别是由数学化和理想化所驱动的科学，‘遗忘’了在文化和历史的生活世界中的人类身体与知觉的存在。在这一危机的过程中，胡塞尔采取了暗含的期待技术哲学可能作用的两个步骤。”〔21〕这两个步骤指的是胡塞尔以铭写技术和测量技术为例，来说明生活世界的境域化技术行动在扩展生活世界境域及知识文化水平中的作用。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的“工具”、梅洛∙庞蒂对身体行为结构的研究、d∙伊德对技术行为在人与世界境域关系中的居间调节作用的等等，都极大地推进了境域化技术行为的研究。由于这些哲学家没有明确区分技术与工程，他们对技术行为的，在相当的程度上也就是对境域化造物工程行动的。

工程作为人在生活世界中构造出人工物的境域化物质性行动，它与人类基于主动性的其它创造行为一样，可称之为胡塞尔的“原促创”，它不是个人行为，而是人的共同体的行为。当一项工程完成或一个新工具被发明时，一个“原促创”便形成了，随着“原促创”的被动“习性化”(habitualisierung)，意味着原境域的改变，新境域的发生，人工物的建造与使用正是在境域中通过造物行动的“原促创”和使用过程的“习性化”，从而构造出新境域的发生过程。任何主动的“原促创”，都要以被动的“习性化”为前提，“正是主动和被动发生的现象学才系统地将所有构造发生统合为一个总体联系，并且它坚定地提出这样一个思想：意识不是孤立的对象，而是境域并因此而构造着世界。”〔22〕同样，工程也不仅仅是孤立地应用科学技术的造物实践，而是要把人类历史上所“原促创”并通过“习性化”积淀下来的科学、技术、文化融合于境域之中，构造出人类生存的人工世界，科技与人文才能在工程中真正的融合起来。

参考文献

〔1〕〔2〕〔3〕〔4〕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越论的现象学 ．王炳文译．：商务印书馆，20xx．13-16，33，64，76，639．

〔5〕〔7〕〔8〕〔9〕〔20〕〔22〕胡塞尔．生活世界现象学[m] ．克劳斯•黑尔德编．倪梁康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xx．1，40，2，36．

〔6〕〔17〕〔18〕吴国盛．让科学回归人文[m]．南京：江苏出版社， 20xx．6，278，3．

〔10〕李伯聪．工程哲学引论[m]．河南：大象出版社，20xx．5

〔11〕杨盛标等．工程范畴演变考略[a]．工程•技术•哲学[m]．刘则渊主编．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xx．37．

〔12〕于光远等．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106．

〔13〕王炳书．实践理性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xx．59．

〔14〕g•希尔贝克等．西方哲学史[m]．童世骏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xx．87．

〔15〕克劳斯•黑尔德．世界现象学[m]．孙周兴编．倪梁康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xx．56．

〔16〕刘兵．新人文主义的桥梁[m]．济南：山东出版社， 20xx．49．

〔19〕倪梁康．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18．

〔21〕d∙伊德．现象学与技术哲学[a]．技术与哲学研究[m]．沈阳：辽宁出版社，20xx．104．

自由软件运动与科学伦理精神_其他哲学论文 第二篇

内容摘要：在科学商业化气息日浓的时代里，何以能够产生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的自由软件运动？本文认为自由软件运动的兴起与科学伦理精神密切相关。自由软件运动是人们试图在计算机软件界复兴科学伦理精神的结果；自由软件哲学是对科学伦理精神的坚持和弘扬的结晶。自由软件运动及其哲学反过来引发了所谓的“开放科学”运动，对科学强保密和知识产权强保护倾向提出挑战，为现代科学伦理制度化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诸多启示。

关键词：自由软件运动 科学伦理精神 科学的精神气质 开放科学

自由软件运动（free software movement）是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一个不得不令人惊叹的科技文化奇迹。在科学商业化气息日浓的时代里，何以能够产生如此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的自由软件运动？为什么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志愿为之奉献？毫无疑问，该运动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技术和文化背景。限于讨论问题的专门性，本文拟从其形成的科学文化和哲学背景来这些问题。这一思维进路使我们不难发现，自由软件运动与科学伦理精神密切相关。它是人们试图在计算机软件界复兴科学伦理精神的结果，而自由软件哲学则是对科学伦理精神的坚持和弘扬的结晶。同时，自由软件运动哲学也反过来科学本身，引发了所谓的开放科学（open science）运动。这对科学（尤其生物科学和技术）强保密和知识产权强保护倾向提出质疑和挑战，给现代科学伦理建制化建设和发展提供了诸多启示。

一、自由软件运动：技术的还是哲学的？

自由软件运动是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人工智能实验室研究员理查德•斯多曼（richard stallman）1984年发起的。WWW.meiword.cOm理查德•斯多曼认为，计算机软件应当是自由的。如果不是自由的，就会出现由少数人统治计算机软件业的局面。为此，他建立了自由软件基金会（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fsf），启动了gnu工程。他提出了copyleft思想，并为实现这一思想提出了解决方案，即gnu通用公共许可证（gpl）。gpl体现了copyleft思想，是该运动的精髓。该协议允许人们自由复制、使用、分发和修改软件，并提供程序源代码。唯一要求的是其衍生软件仍必须遵循gpl协议，以保持自由软件运动的持续性。这是对不允许用户复制、分发和修改程序、不提供源代码、过分限制用户权利的传统软件知识产权模式和知识价值观的挑战，在it界、科学界乃至整个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与自由软件相对的是专有软件（proprietary software）。知识产权制度包括版权制度由来已久，但计算机软件版权保护则只是近几十年的事。在计算机软件技术发展的早期，计算机软件没有被纳入版权保护之列。当时，硬件商为了推销自己的硬件，不得不预装一些适用的软件。这些软件一般不用付费，就可以自由使用和自由拷贝。当时，没有人想到软件的权利，更谈不上软件的商业行为。[1] 因此，计算机软件从一开始就是自由的。但是，后来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专有软件，并迅速发展成为软件界的主流。专有软件要求人们购买软件才能使用，它不允许自由拷贝和分发，也不提供源代码，它只提供二进制文件。这一转变当时被称为“伟大的改变”，被认为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么想。自由软件运动的领袖、被誉为最后一个真正的黑客的理查德•斯多曼认为，“专有软件社会系统(即声明用户不能分享或修改软件的系统)的观念是的、不道德的、完全错误的。”[2] 面对时代的变迁，他意识到：“虽然我原来的群体己经消失，但继往开来并非不可能，只是我面临一个道德选择。”[3] 他所说的“道德选择”是指：是加入专有软件世界？还是愤然离开计算机领域？结果，他选择了第三条路：发起自由软件运动，立志在软件界复兴自由软件的传统。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斯多曼是自由主义者，不如说他是保守主义者。从此也可以看出，斯多曼发起自由软件运动的起因并非技术原因，而是因为自由传统在软件界的丧失。他领导的gnu工程一直“使用‘自由软件’一词，就是为了强调自由，而不仅仅是技术。”[4]

最著名的自由软件linux操作系统在短短的10年里已发展成为可望抗衡微软windows的操作系统，成为反对微软知识霸权的象征和希望。它之所以能在短短的几年里发展到如此程度，并不在于技术方面。相反，有人置疑linux的技术方面，如安全性，统一性，以及支持的缺乏。它的成功主要在于它遵循自由软件运动的精神和gpl协议，采取了“市集开发模式”。

自由软件运动也引起了诸多争论，但争论的焦点也不在技术层面，而是在软件开发模式和哲学层面。如果说微软担心linux危及它在系统软件市场的垄断地位，还不如说它惧怕自由软件哲学的有效性，担心自由软件哲学及其实践而不是自由软件的技术方面可能导致微软帝国霸主地位的根本性动摇。

从以上可以看出，无论自由软件运动产生的原因，还是其成功和引起争论的原因，都在于它的自由哲学。自由软件运动是一场革命，但它并非一场纯技术革命，而是一场爆发在计算机软件界的哲学革命。斯多曼他一再强调自由的原则和哲学在自由软件运动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他说，“我们必须谈论自由。”“再说一次，我们的前途取决于我们的哲学。” 斯多曼最担忧的是，许多用户对自由软件的兴趣是出于纯粹实用的理由，而不是对自由软件哲学的认知和认同。对自由软件哲学缺乏认知和认同，则意味着自由软件运动失去了立足点，预示着自由软件运动的失败。作为程序员出身的斯多曼除了继续编程，他花了大量时间阐述和宣传他的自由软件哲学。因此，斯坦福大学法学教授lawrence lessig曾说，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哲学家，我们这个时代有一位哲学家，他就是理查德•斯多曼。[5]

二、自由软件哲学及其制度化：copyleft和gpl

linux的创始人李纳斯•托沃兹（linus torvalds）认为，“linux获得成功，不是因为它的最初目标是使它具有广泛的可移植性和广泛的有效性，而是因为它是建立在优秀的设计原则和一个良好的发展模式基础上，这一坚实的基础使可移植性和有效性更加容易实现。”[6] 也就是说，李纳斯本人承认，linux的成功不在于它的技术方面，而在于它的设计原则和发展模式。这里所说的发展模式主要指它所采纳的“自由软件精神”和“市集开发模式”。

自由软件精神概括起来就是自由、开放和共享。它集中体现在斯多曼提出的copyleft思想中。斯多曼指出，“copyleft的中心思想是，我们应当给予任何人运行、拷贝、修改和分发衍生程序的许可，但不准许附加他们自己的限制，以保障每个人都有获得作为‘自由软件’的软件拷贝的自由。它们成为了不可异化的权力。”[7]

如何实现copyleft思想呢？斯多曼制订了gnu公众许可证（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简称gpl）。与版权软件使用许可证保护软件版权一样，自由软件也采用许可证制度来保护自由软件的可持续自由。与版权软件不同的是，它所采用的许可证的内容完全不同。因此，斯多曼不过是利用版权制度，推行自由软件运动。也就是说，他并不反对知识产权制度。只是认为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过分限制了用户的自由。gpl许可证的推出，实际上就完成了自由软件精神的制度化。也就是说，如果你使用自由软件，你就必须遵守gpl协议，必须保证衍生的软件继续遵守gpl协议。这样就保证了自由软件的持续，而不成为专有软件。如果说自由软件有什么不自由的地方，就是这一点了。

也正因为这一点，人们认为斯多曼是一个乌托邦的自由思想追随者，认为他追求的是一种绝对的自由，一种极端的自由。我们认为，他追求的自由是一种自洽的自由，一种持续的自由。他不是在单纯地追求极端的自由。一个程序最开始是“自由软件”，并不一定意味着它永远是自由软件。因为，如果没有像gpl这样的协议，他人就可以利用自由软件进行编程，并使新的软件成为专有软件。因此，斯多曼追求的目标是：一个程序是自由软件，而且它永远是自由软件。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实行gpl这样的许可证。

有两种类型的软件表面上看来似乎是“自由软件”。一种是公域软件(public domain software)。这种软件没有任何版权，可以自由分发、拷贝、使用和修改。公域软件没有版权，也没有任何限制，不可谓不自由。还有一种是有版权，但可以自由分发、拷贝、使用和修改的软件。这种软件虽然有版权声明，但发行许可证极其宽松，没有任何限制，对衍生软件也没有任何限制，不可谓不自由。最著名的例子是x window系统。[8]

但是，斯多曼认为这些软件都不是真正的自由软件。公域软件和x window之类的“自由软件”不可能导致持续的自由，因为它的分发协议过于宽松，使它很容易被他人利用，对它进行修改，而得到的新版本或软件就有可能变成专有软件。斯多曼之所以制订gpl协议，就是为了保障自由的持续性。因此，斯多曼追求的并非极端的自由，而是持续的自由和真正的自由——“不可异化的自由”。

三、科学伦理精神：自由软件运动的哲学基础

芬兰学者pekka himanen认为，linux与windows的首要区别在于linux的开放性：“科学研究者允许同行检验和使用他们的发现，用于进一步的测试和发展。参加linux工程的黑客允许所有其他人使用、测试和开发他们的程序。在科学界，这叫做科学伦理（scientific ethic）。在计算机编程界，这叫做开放源代码模式。” 同时，他认为“开放性是黑客从大学继承而来的遗产。”[9]

实际上，在谈到自由软件运动和开放源代码运动的合理性时，自由软件运动的领袖人物都认为该运动所倡导的精神实质上是来源于科学伦理精神，是科学伦理精神在计算机软件领域的复兴。在他们看来，这种伦理精神在计算机软件界有泯灭的危险，他们倡导这种精神不过是重新寻回这种科学伦理精神，并发扬光大。

科学伦理精神（ethos of science，大多译为“科学的精神气质”）在科学社会学之父罗伯特•默顿（robert k. merton）那里得到了很好的表达。他通过研究他称之为“科学的规范结构”，提出了科学规范结构理论。科学规范结构理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科学奖励系统和科学的伦理精神。科学交流系统则是使二者正常运行的一种科学社会机制。

“科学伦理精神”是指规范不同国度、不同学科、不同组织和文化的科学家活动的规范和生活方式。默顿提出了四个规范：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和有条理的怀疑精神。christopher m. kelty认为，这是最值得仔细研究的与自由软件相对应的东西。[10]

美国科学社会学家巴伯(bernard barber)指出，现代科学诞生于极其尊重私人所有权的西方社会，但是，科学社会并没有坚持这一传统，最多也只是把这种传统中的权利简化到最低程度——科学声望和优先权。在这一最低程度之外，科学知识贡献都是公有财产，所有成员都可以使用这些贡献。从科学中取其所需的人有公开其新发现的精神义务，因为这些发现是建立在共同体租借给他的财富的基础上。所有科学同行之所以有权分享这些知识，因为许多人都曾经在过去或有可能在将来为科学做出贡献。[11] 自由软件运动“自由、开放和共享”精神正是科学公有性的体现。

与“公有性”价值紧密相联的是“无私利性”（disinterestedness）。巴伯认为，这一道德理想并非普遍地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之中，而只是限于科学和其他一些自由专职领域。也就是说，在科学中，盛行一种不同于其他社会建制的道德模式。在这里，人们通过服务于共同体的利益，来实现自己的利益——获得声望和工作满足。如果没有作为科学中竞赛规则之一的“无私利性”，科学的“公有性”价值就不大可能流行。[12] 这正是黑客为什么不计报酬奉献自由软件运动的原因所在，是对自由软件运动发展的动力机制的一种很好的解释。

christopher m. kelty指出，默顿的“无私利性”不只是一个有关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的问题，而是一个建制设计的问题：“无私利性”要求科学必须于其他社会建制，科学只对同行负责，而不对管理者、资助者、甚至公众负责。[13] （在这个意义上，disinterestedness应该译为“利益中立性”。）科学的当代发展表明，科学有偏离这一要求的趋势，因此，利益冲突问题就成了当今研究伦理学（research ethics）的一个经典问题。这种“利益中立性”也是自由软件“市集模式”有效性的原因之一。

“有条理的怀疑精神”也不仅仅是一个方的问题，而是一个建制规范的问题。它是指，科学建制的规范必须是这样的，即使面对强权，科学也必须增强坚持不同观点的能力。否则，科学的真理性将大打折扣。[14] 自由软件的“市集模式”能够取得成功，实际上也与“有条理的怀疑精神”密切相关。默顿的“科学伦理精神”揭示的是作为一种社会建制的科学是如何运转的，而“科学奖励系统”研究的是科学为什么能够如此运转。因为科学伦理精神的“理想性”，使人们不得不提出这样的问题：“科学为什么能够保持公有性？”“科学家为什么可以无私奉献科学？”。这些问题对自由软件运动来说，极为熟悉。他们无数次碰到类似的问题。默顿把这些问题归结为科学奖励系统的问题。默顿提出“声望是科学奖励系统的通货”，就像货币在社会中的作用一样。巴伯也指出：“科学中的‘公有性’和‘无私利性’价值观不提倡精心地构筑基于金钱收入基础之上的、易招致反感的等级差别。科学家间的竞争严格限制在取得科学成就上，‘钱的竞争’在道德上是被禁止的。”[15] 在科学中最恰当的成就象征是一个人的工作，工作的相对声望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一般的公众评价，但更取决于专业同行所做出的评价。这种科学奖励系统理论较好地回答了上述问题，对自由软件运动也是一样。

科学的交流系统是基于科学伦理精神而建立的。因为，只有建立公开和共享的科学交流体系，才能保证科学的公有性的实现。也正是由于科学的“公有性”，在科学中保密成为不道德的行为。保密使科学家对同行已经做过的工作一无所知，从而剥夺了他从事自己的研究所必须的大部分材料。它废除了科学家之间对于新工作、新想法的非正式讨论，而这种讨论对于任何科学创造都是必要的。自由软件 “市集模式”正是科学交流系统在软件界的应用和发展。这种模式能够取得成功，与源于科学公有性的科学交流系统的有效性密切相关。

科学伦理精神表明，科学本质上是自由、开放和共享的事业。科学伦理精神造就了自由软件运动的自由、开放和共享精神，造就了自由软件的“市集模式”。无私利性要求开发主体于其他社会建制，而市集开发模式的主体恰恰是由世界各地的程序员，他们作为一个整体于任何其他社会建制。有条理的怀疑精神也成就了“市集开发模式”，因为只有你对现有程序不满意，想完善程序，你才会加入这种“市集开发模式”。“无私利性”也部分解释了自由软件开发主体的动力机制。

科学本质上是一种自由、开放和共享事业，自由软件运动是科学的延伸。计算机产业的核心在于计算机科学，正如斯多曼指出，“自由软件基金会和gnu工程的根本原则是：源代码是计算机科学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如同科学知识一样，应该可以自由地得到。”[16] 开放源代码就像科学，所以软件开发必须遵循科学伦理。只不过计算机科学与其他科学不同的地方是，计算机科学只能以“开放源代码”的方式使人们能够复制结果。

christopher m. kelty走的更远，认为“开放源代码不是“像”科学，而是科学的一部分。”“自由软件是科学的一部分，就像计算机科学与工程是科学的一部分。”[17] 这不仅表现在自由软件运动发端于科学研究机构，如mit和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等，而且表现在自由软件运动的主体是工作在大学和科研机构的黑客。斯多曼1984年发起自由软件运动时是mit的研究员，linux的创始人李纳斯当年是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的学生。自由软件的参与者几乎都是来自大学和实验室，无论私立的还是公立的。因此，作为科学一部分的自由软件运动分享科学的伦理精神，这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四、开放科学：自由软件哲学对科学伦理精神的回馈

自从计算机软件专有化以后，软件的分发就被置于条件苛刻的协议之下。购买一个软件，实际上仅仅获得使用权等非常有限的权利。你买到的不过是一个许可证而已，除此之外，你毫无所得。为了防止用户修改等权利，软件仅提供普通用户无法识别的二进制文件。也就是说，不提供源代码。

不提供源代码的软件是不是一个完整的产品，这一问题已引起人们的关注。在此我们更加关注的是，不提供源代码的文化意蕴。没有源代码，人们就无法知道所使用的软件的内在结构和内容，就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修改程序以适应自己的特殊需要，就会对软件充满神秘感。二进制在用户与软件（抑或其他软件公司）之间平添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高墙。软件成为高深莫测的圣物，软件公司也因此可以获得正常情况下难以获得的利益。这道屏障成了软件获利的利器，而用户顷刻之间沦为“文盲”，成了虔诚的膜拜者。表面上看来，这道二进制高墙似乎是软件运行所必需的技术要求，似乎是计算机软件界内部技术方面的事情。然而，这一转变也意味着某种程度的科学神秘化倾向。

美国学者thomas scoville曾把李纳斯和马丁•路德做了一个类比，探讨linux和自由软件运动对微软模式——封闭式开发模式的影响。[18] 这种类比以一种耐人寻味的方式，揭示了科学神秘化和从前的圣经神秘化之间的某种文化上的契合，有助于我们理解linux和自由软件运动对打破科学神秘化的意义。

thomas scoville在文中写道，路德时代的欧洲人的精神生活主要来源于圣经，但圣经在十六世纪是用拉丁文写成的，它超出了普通人的文化水平，这种语言只有神职人员和少数上流社会的人才懂得。因此，罗马天主教会几乎垄断了欧洲人的信仰、文化和精神生活。普通人必须借助神职人员才能倾听上帝的声音。罗马教会因此成功地将上帝的命令增值成为强大的经济力量。1517年，一位远离罗马的普通天主教牧师马丁•路德挑起了新教改革。他挑战整个教会学说和教皇制度的强权，断言没有任何世俗的强权有权介入个人和上帝之间。他通过把圣经翻译成普通人能够理解的语言，使普通人能够和上帝直接通话。他希望将教会的权利返还给应该得到权利的大众手中。

thomas scoville认为，linux之父李纳斯就是数字时代的马丁•路德。他写到，500年以后，李纳斯坚持没有人应该插手于我们和cpu之间，数字改革势在必行。像路德一样，他有一个神圣的、古怪的主意，要把中间的官僚机构全部移去，在普通人和一个更高的权力——他们的计算机——之间建起直接的联系。[19]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李纳斯秉承自由软件运动的精神，实行开放源代码模式，采取gpl协议，公开放源代码代码。看似简单的作法，蕴涵着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和革命意义。开放源代码模式摒弃了“教堂模式”，公开放源代码可以把软件源代码自由地提供给每一个普通人。它实行市集模式，鼓励普通人直接参与软件开发。它消除了开发者访问操作系统的特权，消除了编程人员和使用者的差别。只要你愿意或需要，你可以自由地按自己的意愿修改、增减或发展它。李纳斯希望把权力赋予给每一个需要的人。其实，这一切都根源于自由软件运动自由、开放和共享精神。因此，与其说是李纳斯还权于民，不如说是自由软件哲学精神使然。

因此，自由软件运动是对科学知识强保密的抵制，对打破科学知识强保密倾向具有深远的启示意义。也正是这一精神促成了“开放科学”（open science）运动的兴起。

默顿曾经指出，随着科学的公有性在科学建制中的确立，“使得知道17世纪依然清晰可辨的个人对什么知识和私人知识的偏好黯然失色。这种制度化的开放交流及相应的奖励系统，已经在现代科学中规范地发挥作用了，正是这一点在科学的规范结构中被描述为‘公有性’的要素。”[20] 因此，软件界专有软件的出现可以被视为17世纪传统的复苏。而自由软件运动的出现则是对这一复苏的反对。

随着科学的技术化和技术的科学化，科学越来越具有商业和军事潜力，在科学界出现科学知识的强保密和知识产权的强保护倾向。这种倾向也可以被视为17世纪传统的复苏。自由软件哲学反过来给科学的启示则是，科学也应当对这一复苏提出反对。

在一定意义，科学事业实际上更像x window系统。科学数据和成果的分发协议极其宽松，没有任何约束，可谓自由。但是，他人可以利用科学获得新的成果，例如技术成果，而将这些成果专利化，不再属于自由的范畴。因此，随着科学和经济的密切关系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从前不受知识产权保护的科学成果开始受知识产权法的保护。同时，科学共同体内部的相互保密也日趋严重。也就是说，科学的公开性和共享性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这样的科学自由是不可持续的，是可以异化的。

自由软件运动哲学在这方面也许对我们有所启示，尤其它的“可持续的自由”哲学对保持科学的公开性和共享性具有重要的意义。人们之所以不愿意公开自己的阶段成果，是担心他人在此基础上取得竞争优势，做出更好的成果，而这些成果可能被知识产权保护。也就是说，可持续的公开性和共享性是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但科学共同体传统的科学伦理精神比较脆弱，没有切实可行的制度保证。在这方面，自由软件运动为科学树立了新的制度传统，尽管这种传统也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约束力，但却可以较好保护自由的持续性。这种制度就是gpl协议，该协议的要义是：以自由软件为基础的软件仍然必须是自由软件，也就是说，衍生软件仍然必须遵守gpl协议，否则，视为侵权或违反gpl协议。“开放科学”运动正是受自由软件运动的启发，其目标就是要追求不可异化的科学自由。

知识产权制度是技术创新的动力机制之一，但知识产权的强保护对科学研究的发展可能起负面影响。基础研究通常不受知识产权制度的保护，但是，过度商业化的趋势日盛，保护科学数据的趋势也日益增强，就像人类基因保护所显现的那样。生物技术领域注定要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因为该研究领域具有显而易见的商业潜力，因此，这些年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不断增强的专利化浪潮。[21]

因此，人们建议采用新的知识产权许可证模式，这种模式在软件开发已获得了成功，这就是开放源代码软件。这种制度利用知识产权保护来确保软件的广泛传播。开放源代码模式在科学研究领域中的应用通常被称为“开放访问”（open access, oa）.oa运动最好的例子是科学成果等信息在网上的公开发表。科学家只需点击鼠标，就可以访问到高质量的内容。[22]

保护科学成果的专有性已经制度化和体制化，这就是知识产权制度及其许可证制度。但是，对于非正式的科学伦理精神却缺乏对应的制度。自由软件运动在这方面找到了自己的解决方案，即利用知识产权制度，但实行与专有软件不同的许可证制度，例如gpl协议。这是自由软件运动对科学伦理精神在制度化方面的发展，也是“开放科学”从自由软件运动获得的启示。许可证制度已成为“开放科学”运动实现科学伦理精神建制化的一种新的尝试。自由软件运动告诉了我们许可证制度的多样性。专有知识产权许可证只是其中一种选择而已，像gpl等许可证则给我们提供了另外的选择。

注释

[1] donald k. rosenberg. open source: the unauthorized white papers. idg books worldwide, inc. 2000:4.

[2] richard stallman, the gnu operating system and the free software movement, in chris dibona， mark stone, etc. (eds.). open sources: voices from the open source revolution. o'reilly & associates，1999.

[3] ibid.

[4] ibid.

[5] joshua gay. free software, free society----selected essays of richard m. stallman. gnu press, 20xx:9.

[6] linus torvald, the linux edge. in chris dibona, mark stone, etc. (eds.). open sources: voices from the open source revolution. o'reilly & associates, 1999.

[7] richard stallman, the gnu operating system and the free software movement, in chris dibona，mark stone, etc. (eds.). open sources: voices from the open source revolution. o'reilly & associates, 1999.

[8] ibid.

[9] pekka himanen. the hacker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the information age. random house, 20xx. p.180.

[10] christopher m. kelty. free software/free science. first monday, volume 6, number 12 (december, 20xx).

[11] 巴伯. 科学与社会秩序. 顾昕译. 三联书店, 1991: 75.

[12] 同上。

[13] christopher m. kelty. free software/free science. first monday, volume 6, number 12 (december, 20xx).

[14] ibid.

[15] 巴伯. 科学与社会秩序. 顾昕译. 三联书店, 1991: 75.

[16] chris dibona, mark stone & mark stone，introduction, in chris dibona, mark stone，etc. (eds.). open sources: voices from the open source revolution. o'reilly & associates, 1999.

[17] christopher m. kelty. free software/free science. first monday, volume 6, number 12 (december, 20xx).

[18] thomas scoville. martin luther, meet linus torvalds: linux and free software challenge the microsoft papacy. salon, nov. 12, 1998.

[19] ibid.

[20] 罗伯特•k•默顿. 科学社会学散忆. 鲁旭东译. 商务印书馆, 20xx:67.

[21] andres guadamuz. open science: open software licenses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over-commoditised; over-centralised; over-ovserved: the new digital legal world? 20th british & irish law,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 association conference, april, 20xx.

[22] ibid.

走进新世纪的高技术_其他哲学论文 第三篇

跨入新世纪的门槛后，全球高技术领域可谓凯歌频传、硕果累累。高技术一如继往的迅猛发展继续深刻地影响着世界的各个角落，引领着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在吸引了全球无数目光的同时也引发了热烈的争论，生机无限，气象万千。信息通信、生物、能源、材料和空间技术是5个重要的高技术领域，本文将对它们进入新世纪以来的一些主要进展和前景进行简要述评。　

信息通信技术 风景这边正好

1901年12月12日，意大利工程师马可尼首次实现了人类跨越大西洋的无线电通信，当时每秒的传输容量仅为几个比特。百年之后的今天，无线电通信的效率已经提高100亿倍以上。当代信息通信技术始终风采不减，继续向深亚微米、大规模集成、网格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随着信息和网络技术的不断完善和提高，将不可逆转地把人类社会带入一个“连通的信息化世界”。新的通信技术、高性能计算机、下一代互联网和高智能机器人仍是持续的热点。

光纤通信技术

光纤通信技术的诞生与发展是电信史上的一次重要革命。今天光纤通信技术进入了又一次蓬勃发展的新，其演变和发展的结果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电信网和信息业的未来大格局，也将对本世纪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信息技术中的一个热点，是继续提高通信传输的速率和频宽。用电传输，单波长传输的速率极限是每秒100吉比特。光通信潜力则大的多，但传输距离延长后由于光的波形发生畸变，会变差。日本电信电话公司在不把光变为电的情况下开发出了一种新装置，能在光传输时检测到的波形畸变，然后将恢复原状，从而开发出世界上最快的光通信技术，单波长传输速率达到每秒160吉比特，相当于每秒可传4部两小时长的电影。Www.meiword.Com这一速率是现有传输速率的16倍，精确度提高200倍以上，并可以适应各种温度和气压变化，显然这项新技术为建设传输速率更快的新一代光通信网奠定了基础。

美国哈佛大学和佐治亚技术研究所分别利用一束强激光轰击一团铷原子，生成具备这团铷原子量子态的单个光子，再将该光子传送过100米长的光缆，生成携带同样量子态的另一团铷原子，从而成功实现了原子和光子之间的量子态隐形传输。这项关键的技术突破意义重大，将为建造“坚不可摧”的全球通信网络和运算速度惊人的量子计算机奠定基础。

高性能计算机

高性能计算机是很多计算机技术的源头，其研发水平是一个国家科研实力的重要标志，各国之间你追我赶、互不相让。20xx年ibm“深蓝”超级计算机系统继续蝉联冠军，至11月“深蓝”再次创下了新的世界纪录：达到每秒280.6万亿次浮点运算！不过日本已宣布，将在20xx年前开发出每秒运算能力达1000万亿次的超级计算机，以用来进行制药设计和超微细材料的模拟研究。　

美国惠普公司宣布，该公司的量子科研小组发明了一种可取代电脑基本构件——晶体管的新元件，目前科研人员正在分子水平上对计算机进行彻底改造。这种名为“交换点阵式插锁”的新元件为建造应用纳米元件的计算机提供了一项重要的关键元件，能够提供普通计算机所需的恢复和转换，并将计算机的功能提高数千倍。如同当初真空管取代电磁继电器、晶体管取代真空管一样，“交换点阵式插锁”取代晶体管也将成为历史必然。

每秒峰值运算速度达10万亿次的曙光4000a系统的研制成功，使中国成为继美、日之后第三个能制造10万亿次商品化高性能计算机的国家。该系统投入应用后，可以极大地节省如气象预报、药物评价筛选研究等方面科学计算的工作量。20xx年11月曙光4000a系统在上海正式启用，标志着中国最大的网格主节点投入运行，一座信息技术领域的"三峡大坝"正在构建。　

下一代互联网

随着“无时无刻不联网”时代的到来，互联网用户继续快速增长，至20xx年底全世界网民数量已接近10亿。同时，电子政务、网上医疗、网上购物等网络应用项目开始风靡全球，互联网正迅速走进寻常百姓之家，甚至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虚拟与现实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了。博客、网瘾、视频，这些过去不曾出现或极少出现的词汇和事物现在已然成了热门话题。

下一代互联网将比现在的网络传输速度提高1000倍以上，基础带宽可能会在40g以上，并使网络安全的可控性、可管理性大大增强。20xx年12月25日，中国下一代互联网示范工程(cngi)核心网cernet2主干网正式开通，这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纯ipv6互联网，理论上一部dvd电影可以在4秒钟的时间里传输完成。cernet2大量采用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网络技术及产品，其开通标志着我国下一代互联网建设全面拉开序幕，在世界下一代互联网发展上抢得先机。　

网络安全继续成为和企业关注的焦点。在遭遇电子"珍珠港事件"的偷袭——冷不防的、全面出动的网络突然袭击时，往往会导致通信、金融、运输、动力、军事等重要基础设施失效而产生严重后果。量子技术由于特别适合于光通信环境，己越来越受到关注。继20xx年6月世界上第一个量子通信网络在美国正式投入运行之后，20xx年中国科学院量子信息重点实验室在国际上首次解决了量子密钥分配过程的稳定性问题，经由实际通信光路实现了125公里单向量子密钥分配，这是迄今为止国际公开报道的最长距离的实用光纤量子系统，使我国的量子保密通信向国家信息安全应用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高智能机器人

随着计算机的信息处理能力呈指数级增长，机器人有可能成为地球上最能干而且适应能力最强的物种。电影《终结者》和《黑客帝国》中，人类被机器人统治的场面在不久的将来或许不再是天方夜谭。从20xx年机器人的发展趋势可以看到，性能日益完善的高智能机器人正在悄悄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各种各样的家庭机器人将成为众多家庭里的新角色，照顾老人、看护孩子、做家务等等。

日本是发展机器人技术最迅速的国家之一。20xx年6月在日本举行的世界博览会上，大阪大学的研究人员展示了一款完全具有人类女性外貌的“女机器人”，“她”不仅拥有柔软的硅树脂仿真肌肤，并且体内装备的31个传感器和电动机可以使其像人类一样运动和感知，包括眨眼睛和呼吸。研究人员宣称，将来有一天仿真型机器人完全有能力欺骗我们相信他们是真正的“人”。

据说，当年阿基米得在确立了力学的杠杆原理之后，曾自豪地大声宣称：给我一支足够长的杠杆，我将能够撬动月球！其豪情真可谓是惊天动地了。当代纳米科学家们也不逊色，他们同样潇洒地大声宣布：给我一支足够短的杠杆，我将能够撬动原子！而20xx年的法国科学家们则在世界上首次成功地让一个分子做出了各种各样的动作！科学人员利用特种显微镜仪器，通过分子产生不同的电子状态，可以控制分子做出各种动作，从而使它变成一个分子“机器”。据称，这一成果将对今后人类精确控制单分子级别大小的机械、进而开发出纳米机器人产生重要影响。　

现代生物技术 走进

现代生物技术和生命科学将成为21世纪引发新科技革命的重要推动力量， 近20年来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引人注目并日益呈现出两个显著的特点，其一，现代生物技术可以突破物种界限，有效地改造生物有机体的遗传本质；其二，现代生物技术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日益显著，生物技术产业化今天几乎遍及人类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许多专家认为，现代生物技术产业将会成为21世纪的朝阳产业。　

基因组研究

基因组研究继2000年取得重大进展以来不断续写辉煌。20xx年美、日、德、中、法、英6国科学家和美国塞莱拉公司联合公布了人类基因组工作框架图的基本信息。经过初步测定和，科学家发现被称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只有3～4万个基因，远非以前认为的10万个。20xx年10月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协作组宣布，经过多国科学家近3年的“修纂”，人类基因组精确dna序列图最终完成，其误差率低于十万分之一，涵盖了99%人类染色体组的图谱。这使得人类在探索自身奥秘过程中向纵深迈进了一大步。

近年来，多种动、植物的基因组图谱破译成果继续不断涌现，对从分子水平上研究人类健康医学问题，以及生物机能意义非凡。其中水稻基因组序列全图图谱绘制的全面告捷尤为瞩目，水稻成为迄今第一个基因全部为人类所掌握的农作物，是人类农业育种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科学家还成功破译了人类最为密切的“亲戚”——黑猩猩的dna，显示黑猩猩与人类在基因上的相似程度达到96%以上。可见，现如今这类基因组破译工作已越来越成为家常便饭，标志着人类基因测序技术已日臻成熟和完善。

20xx年年底，美国公布了一项癌症基因图谱绘制计划，旨在找到所有致癌基因的微小变异，从而为治疗各类癌症开辟新天地。该计划将对1.25万份癌症肿瘤样本进行基因测序，涉及50种类型癌症，测序工作规模预计比人类基因组计划大100倍。

干细胞技术与克隆技术

从克隆羊多利问世距今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克隆牛、克隆猴、克隆猫、克隆鼠、克隆猪等多种克隆动物相继诞生。科学家在动物身上的实验预示，克隆人类胚胎干细胞将会开启一个再生医学。科研人员可以利用干细胞培养出用于移植或替换的组织和器官，为病人及老年人带来福音。制造用于移植的干细胞的最好办法就是从由病人自身遗传物质克隆的胚胎中获得干细胞。这种干细胞以及由它们发育成的组织的基因与病人基因一致，因此不太可能受到病人免疫系统的排斥。

20xx年干细胞研究领域最为上镜的人物当非韩国“克隆之父”黄禹锡莫属了，随着其“研究成果”陆续发表在美国《科学》和英国《自然》杂志上，黄一举成为基因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风头之健，一时无人能出其右。不过该神话故事并没有维持多久，几乎一夜之间，黄禹锡又从韩国英雄变成了韩国“国耻”，其负面影响可能相当持久。由于该事件可能直接影响到其他国家和公众对干细胞研究的态度，使得本来就已经饱受争议之苦的干细胞研究变的更为艰难。

20xx年3月第59届大会批准了《关于人类的克隆宣言》，要求各国禁止有违人类尊严和保护人的生命原则的任何形式的克隆人实验。不过，科学家正设法从技术角度解决该问题。美国哈佛大学宣布，首次研究成功将普通皮肤细胞转变为胚胎干细胞的技术，在这一过程中无需再使用人类卵子或制造新的人类胚胎。即使该技术无法直接得到临床运用，它也将大大推进干细胞研究的数量和质量，并且有可能从此结束相关的伦理争议。有专家乐观预言，20xx年的生命科学研究很可能会突破伦理障碍，迎来春暖花开的新机遇期。

战胜重大疾病

从艾滋病、疯牛病、sars，直到最近出现的禽流感，经由动物传染给人类的疾病不断出现。如何加强科学研究，搞清这些原来只在动物中存在或传播的病毒传染给人类的途径、机制，防止人类之间的相互传染、生产出切实有关的疫苗成为未来科学家攻关的重点。

各国纷纷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从事禽流感疫苗的研制。美国率先告捷，8月6日美国国家过敏症与传染病研究所宣布，该所研制的禽流感疫苗人体试验取得初步成功，针对h5n1型病毒产生了很强的免疫反应，有望运用于禽流感的蔓延。这是首次有证据显示，注射疫苗可以成为对抗禽流感致命病毒的强大武器。随后，、中国、法国也相继宣布成功研制出人用抗禽流感疫苗。11月22日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人用禽流感疫苗——“大流行流感疫苗”开展临床研究，标志着我国在防控大流行药物研发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此外，日本东京大学开发出短时间内生产针对高致病性禽流感疫苗的技术，使疫苗的生产速度大幅度提高。

艾滋病成为人类健康的重大威胁至今已有近20年时间，到目前为止尚未找到非常有效的预防办法和治疗药物。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的科学家成功地在兔子身上获得可以阻止多种艾滋病病毒入侵的抗体。虽然抗体目前只是在实验室里实现了其功能，但足以为艾滋病疫苗研究展示令人乐观的可能性。

新材料技术 无限风光在险峰

新材料技术的发展不仅是当代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革命的基础，而且给信息、绿色制造、生物和医学等领域带来极大的发展空间。进入新世纪，新材料技术继续向材料的结构功能复合化、功能材料智能化、材料与器件集成化、制备和使用过程绿色化的方向发展。

纳米材料

纳米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材料和器件的制造方法，孕育着新的技术革命，进而将引起21世纪又一次产业革命。纳米技术的应用研究目前正在半导体芯片、光学新材料等领域快速发展。在前一领域，纳米级晶体管的应用研究期望突破传统的极限；在后一领域，目前可调控直径5至几百纳米的纳米导线。

碳纳米管是由一层或若干层石墨卷曲而成的笼状“纤维”，其比重只有钢的1/6，而强度却是钢的100倍。如果用碳纳米管做成绳索，是目前所知的唯一能从月球上挂到地球表面而不被自身重量所拉断的绳索。美国ibm公司的科研人员在20xx年用纳米碳管制造出了第一批晶体管，这一利用电子的波性而不是常规导线实现传递信息的技术突破有可能导致更小更快的芯片出现。由于10－20年内硅晶体管将达到其物理极限，因此该项技术突破对未来的芯片性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并可能使现有的硅芯片技术逐渐被淘汰。

20xx年10月美国莱斯大学宣布，该校科研人员历时8年终于成功研制出了由纳米单分子制成的世界最小的“汽车”。这辆纳米汽车的整车长度不超过4个纳米，却拥有底盘、车轴、车轮等基本部件，能在凸凹凸不平的原子表面行进，是世界上第一辆能像真车一样滚动运行的纳米汽车。假如把一根头发丝设想为一条柏油马路的话，那么其宽度足以使2万辆纳米汽车浩浩荡荡地并排行驶！科学家希望，这些肉眼看不到的微型机器将来某一天被用来向细胞“运输”药物，或许还能用于消灭癌症及治疗其它疾病。

超导材料

超导现象自1911年被发现以来，超导领域的研究一直围绕着4个主要方面进行，即新超导材料的探索、超导机理研究、超导体本身的宏观量子相干特性以及基于超导现象的其它应用。超导材料在电动机、变压器、磁悬浮列车等领域有着巨大的市场，如用超导材料制造电机，可增大极限输出量20倍，减轻重量90％。超导材料的研制关键在于提高材料的转变温度，若此问题得以解决将会使许多领域产生重大变化。

科学家目前已拥有多种极其灵敏的实验技术，这些技术将有助于更有效地研究高温超导机制。20xx年5月，科学院固体物理研究所专家开发出一种超导磁测量装置，能够在磁场中测量物质从接近绝对零度到室温等不同温度条件下的导电性能。利用这种超导磁测量装置，俄专家已经在寻找高温超导材料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

20xx年科学家已经制造出138k的高温超导体。此外，有3家美国公司利用几种新技术制成了长度达100米的第二代超导导线。这种由钇、钡、铜和氧组成的第二代高温超导导线不仅性能优异，而且成本也有望大幅降低。

材料结构与新材料

20xx年日本一个联合研究小组开发出一种由掺有二氧化钛粒子的环氧树脂制成的、充满空洞的立方体，该立方体能够神奇地把电磁波储存起来。专家认为，这一技术不仅将能够用来储存电磁波，并将其转变成电能，还可用来制造能够储蓄光的“光池”。下一步将致力研究白天可储存光能，夜间再释放使用的“光池”，以及用空中电磁波作电源的手机等实用技术。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发现了一个以前不为人所知、成员多达数千种的材料新家族。这类材料只有一个原子厚，具有重量轻、强度高、柔韧性好、性质稳定等特性，并且在不同环境下表现出许多不同的性能，为工程师和设计师提供了多种可选择的新材料。

美国航天飞机上的防热陶瓷瓦片脱落问题曾给太空飞行带来极大的隐患，20xx年德国航空航天中心发明的一种碳纤维耐热陶瓷瓦有可能消除这一危险。这种通过采用新工艺制造的碳纤维增强碳化硅防热瓦可以反复经受1700℃的高温，并且具有很强的抗冲击性和耐化学性，在大尺寸下也能保持性能稳定，没有裂纹。因而极有希望用于解决当前航天飞机上的防热陶瓷瓦脱落的难题。　

20xx年3月28日，中国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授予了“高性能炭∕炭航空制动材料的制备技术”和“耐高温长寿命抗氧化陶瓷基复合材料应用技术”这两项成果，从而改变了该奖项连续6年处于空白的尴尬状态。前者涉及高性能炭/炭刹车材料的研究、开发及产业化，其成功不仅开辟了我国高性能航空刹车制造新产业，而且对航天、化学化工、交通运输等行业的技术进步产生重大推动作用。后者研制的连续纤维增韧碳化硅陶瓷复合材料是国际上公认的反映一个国家先进航空航天器制造能力的新型、热结构材料，可以满足航空航天器向高速度、高精度、高搭载和长寿命发展的要求，也使我国成为继法、美之后第三个掌握该项技术的国家。

能源技术 推陈出新天地宽

虽然在可预见的将来，煤炭、石油等矿物燃料仍将在世界能源结构中占有相当的比重，但人们对核能以及风能、太阳能、地热能、水力能、生物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在整个能源消耗中所占的比例正在显著提高。据统计，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煤炭和石油的发电量每年增长1％，而太阳能发电和风力发电的年增长率高达20％。预计在未来10年内，可持续能源将能够与矿物燃料相抗衡，从而结束矿物燃料一统天下的局面。　

再生能源新技术

进入新世纪，在石油、天然气价格不断上涨且储存有限，能源普遍紧张的情况下，再生能源的开发与应用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韩国将20xx年定为“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元年”。 20xx年德国可再生能源占全国总发电量的比例已达10%，德国希望在20xx年前将可再生能源占总发电量的比例至少提高到20%。20xx年底由日本经济产业省制定的作为日本未来能源政策指针的《新国家能源战略》明确表示，在降低石油依存度方面，将确立使用太阳能、风能等能源的产业，将日本对石油的依赖程度从目前约占能源消费总量的50％降低到40％。风能可利用的潜力非常巨大，根据测算全世界可利用的风能约为10亿千瓦，比水利资源多10倍。风力发电技术经过近几十年的发展已比较成熟，发电成本不断下降，仅20xx年全球新增风力发电容量已达7227兆瓦。最新数据显示，风能电价已经降到每度电3-5美分，美国一些地方的风力发电已可以与天然气发电相竞争。预计到20xx年，全世界的风力发电将占全球总电力的10％。　

20xx年8月10日，美国南加利福利亚爱迪生公司宣布，将在洛杉矶市东北110公里外的沙漠中建立一个面积达2.7万亩的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发电站。该发电站采用太阳能汇聚发电技术，比目前流行的太阳能光电电池板技术的效率高一倍，发电能力可达50万千瓦。美国能源部计划到20xx年，该类电站总发电量将达到700万千瓦的规模。

现如今巴西的绝大多数交通工具由纯酒精发动，其他由80%的酒精和柴油混合驱动，成为世界上唯一不供应纯汽油的国家。据估计，未来几年内巴西蓖麻的年产量可达到200万吨，能生产生物柴油1.12亿公斤，同时创造10万个新的就业机会。

燃料电池与氢的制备

燃料电池是通过氢气（甲醇、天然气、汽油可代替氢气）和氧气的化学反应来产生电能的，其副产品只是少量的水。由于燃料电池不包含任何中间热反应，所以能量转换效率非常高，－般可达50%以上。以前，燃料电池主要用来为宇宙飞船提供动力，近年来燃料电池的应用已从天上回到地面。日本的丰田公司、美国的福特汽车公司都已开发出了燃料电池汽车试用产品，从而使无污染交通成为可能。有关专家乐观地指出：“燃料电池将把人类带出燃火的时代。”

20xx年9月，世界著名咨询公司德勤咨询发布《20xx年技术发展趋势预测》的报告，指出燃料电池将可以作为前沿消费品的集成电源进入商业市场，并开启充满设计潜力的崭新世界。燃料电池将提供充足的电源，持续使用可达数日，待机时间长达数周，从而彻底改变我们使用移动电话、笔记本电脑、便携式音乐播放器的习惯，并促进其它便携设备和应用的发明。

美国西北大学研究人员在20xx年开发出了一种新的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在用碳氢化合物——异辛烷作燃料时能源转换效率有望达到50%。这种新型燃料电池在经过更多试验后，能广泛应用于汽车、飞机，甚至众多家庭。在研究人员开发的一个示范性小型燃料电池上，燃料反应所产生的电能密度达到了每平方厘米0.6瓦。

随着氢燃料电池的普及，预计氢的需求量将急剧增加。20xx年美国爱达荷国家工程环境实验室和塞拉曼技术公司宣布，它们联合研发出了利用下一代核反应堆制氢的技术，并认为这是氢能源生产领域的一项重大突破。以往普通条件下电解水生产氢不仅耗费大量电能，而且电解过程中的氢转换率也比较低，不适合大规模生产。而此次模拟核反应堆的高温进行的实验表明，利用下一代核反应堆进行高温电解水不仅成本大大降低，具备经济可行性，而且生产效率大幅提升，对环境也不会造成危害。在今日世界各国普遍感到能源紧张的情况下，此项用核反应堆大规模制氢的研究标志着美国以摆脱现阶段能源消费结构缺陷为目的的一种战略性调整，其意义十分重大，值得充分关注。

核电

核电是一种安全、清洁、经济、高效的能源，自20世纪50年代世界上第一座核电站建成以来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在核电能源开发领域，自持式的核聚变被普遍认为是21世纪的战略能源和换代能源，对缓解能源危机，改善生态环境具有重大意义，受到许多国家的高度重视。

美国在2000年曾统计，该年度美国核电共发电7500亿千瓦时，平均每千瓦时电成本1.83美分，而市场平均成本为4.6美分，充分显示了核电的光明未来。20xx年法国总统发表讲话表示，法国将启动核电站的设计和建造计划，无论是从反应堆还是从燃料循环方面都将有重大的革新和发展，并将在20xx年把第一个核电研究堆投入运行。日本目前正积极研究开发新一代原子能发电设施，确保原子能发电所需的铀资源，完善投资和建设环境，将核电的比例从现在占总发电量的30％提高到40％以上。

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的英文缩写是iter，它在拉丁语中是“道路”的意思，这正好反映了该项目的宗旨：用受控核聚变发电走和平利用核能的道路，为人类寻找可替代的洁净能源。20xx年6月28日，在计划提出近20年，选址耗时18年后，全球最大、代表世界未来能源科技最高水平的核聚变反应装置——iter的建设地点终于花落法国南部的卡达拉什（cadarache）。如果一切顺利，iter将是世界上第一座产出能量大于输入能量的核聚变装置，并为真正的反应堆做准备。这一为期30年、投资超过100亿欧元的国际超大型科学合作项目将于20xx年正式启动。这是一个事关世界未来能源安全的国际重大合作项目，其意义不亚于国际空间站计划和人类基因组计划。

空间技术 更上－层楼

“航天之父”齐奥尔科夫斯基在一百多年前曾说过：“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是人类不能永远躺在摇篮里面。”宇宙探索始终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重要方面，不断发展空间技术已成为世界各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过去由于受技术发展水平的限制，人们只能在地面上仰望浩瀚的宇宙；航天技术发展后，才有可能在空间站或通过空间望远镜对宇宙进行全天候观测。今天，人们对宇宙的勘测已从近地空间逐步向深远空间发展，从远距观测逐步发展到对太阳系其它天体的实地探测。进入新世纪人类空间探索活动可谓是好戏连台，美不胜收。

登陆火星、土卫六和撞击彗星

新世纪人类空间技术最美妙的华章，应当是“勇气”号与“机遇”号登陆火星、惠更斯探测器登陆土星最大的卫星——土卫六以及“深度撞击”的精彩表演。

20xx年简直可以称为火星年：先后顺利登陆的“勇气”号与“机遇”号火星探测车承载着人类在外太空寻找生命的光荣与梦想。机遇号传来的数据表明，火星曾经是个有水的湿润的适宜生命存在的环境。勇气号则发现了火星上潜在的支撑生命的物质——微盐酸型水的证据，为火星曾有生命的推论提供了更为有力的支持。共同发现火星上存在水的证据是两辆火星车此行的最大成就，并且在美国《科学》杂志评出的20xx年度十大科学突破中荣登榜首。

欧洲航天局官员在20xx年1月15日宣布，地面控制中心已收到来自“惠更斯”号探测器经由“卡西尼”号飞船传回的，表明“惠更斯”号已成功登陆土卫六。“惠更斯”号探测器是1997年10月由美国“卡西尼”号飞船携带发射升空的，经过7年约35亿公里的飞行后进入土星轨道。其登陆成功被誉为是空间科学技术领域最了不起的事件之一，创下了人类探测器登陆其他天体最远距离的新纪录。根据传回来的数据，科学家发现，土卫六表面有大量甲烷，外层大气中有多种复杂有机物，各种气象和地质活动非常活跃，还存在火山活动的迹象。由于土卫六的环境与40亿年前的地球非常相似，“惠更斯”号的探测活动不仅增进了人类对土卫六的认识，也为理解地球生命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因而具有很高的科学探索价值。

20xx年7月3日，在走过了4.31亿公里的漫长太空之旅，并完成一系列高难度动作之后，美国宇航局的“深度撞击”彗星撞击器终于成功击中坦普尔１号彗星的彗核表面，在太空中绽放出美丽的焰火，顺利完成了人造航天器和彗星的“第一次亲密接触”，首次发现慧核内部存在着大量含碳和氨的有机分子，表明彗核的内部含有太阳系初期的原始物质。此次撞击彗星使人类对太阳系诞生的过程有了更多的了解，对探索生命的起源以及地球上水的来源也有重大意义。天地大撞击的成功表明，该项目中的无人控制航天器技术完全达到了预想目标，撞击器在导航控制系统的操纵下，经过80万公里的自主飞行，其间3次发动机点火调整，最终精确地对准目标，“深度撞击”项目负责人里克•格兰米尔曾将此项行动形象而又不无得意地比喻为“在高速飞行的针上穿线”。

毫无疑问，这一系列宏伟的空间探索计划充分体现着人类坚定不移、勇往直前的信念和孜孜不倦、开拓进取的意志，不仅具有重要的科学研究价值和很高的前沿探索意义，同时也蕴含着人类科学探索的宝贵精神。

空间站、宇宙飞船与人造卫星

20xx年“一代天骄”——和平号空间站顺利坠入南太平洋预定海域。和平号原设计寿命仅为5年，但实际上它围绕地球飞行了15年共8万多圈，行程35亿公里，先后接待了104名宇航员，共进行了31200次科学试验，是人类历史上体积最大、设施最完善、太空飞行时间最长的空间站，其成功降落是一次史无前例的高难度大型航天装置脱轨作业，同样显示了人类在空间科技领域的高超技艺。取而代之的国际空间站是一个可长期居住的低轨道基地，是名副其实的太空国际科学研究平台，各国在国际空间站计划中所取得的科研成果将为人类登上火星、开辟天外家园铺平道路。

美国宇航局的超音速燃烧冲压式喷气发动机研究项目在历时8年之后终于在20xx年修成正果，取得了一个比较满意的结局。这架长3.65米、翼展1.5米的无人驾驶x-43a超音速实验飞机，成功地完成了速度约为10马赫(11260公里/小时)的试验飞行，创下了新的世界纪录，从而标志着将能够在大气层内和进入绕地轨道的第一阶段提供更加安全而灵活的高速飞行。此次飞行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向未来以更安全可靠和耗资较少的方式向太空发射大型助推工具迈出了一大步。　

20xx年12月28日，欧洲“伽利略”卫星导航系统的首颗实验卫星“giove－a”发射升空，表明欧洲“伽利略”计划已经进入实质性实施阶段。预计包括3颗备用卫星在内的30颗“伽利略”系统卫星全部部署完毕之后，欧洲将有望结束依赖美国的gps全球卫星定位系统的历史。“伽利略”卫星定位系统的30颗卫星覆盖面积将是美国gps的2倍，而精度比gps高约10倍，确定物体的误差范围将在1米以内，并能提供即时的定位信息。打个比方讲，gps只能告诉车辆走哪条公路，而“伽利略”系统则能告诉车辆具体应当选择公路上的哪一个车道。

20xx年中国“神六”的成功飞天同样是世界空间领域的一件大事。10月17日经过115小时又32分钟的太空飞行，共绕地球飞行77圈，总行程325万公里，完成了我国真正意义上有人参与的空间科学实验后，神舟六号载人飞船返回舱顺利着陆，航天员自主出舱。神舟六号载人航天飞行的成功，标志着我国在发展载人航天技术、进行有人参与的空间实验活动方面取得了又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胜利，在世界载人航天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此外，我国投资14亿元的“嫦娥一号”绕月工程已于20xx年初正式启动，分为环绕、降落、返回3个阶段实施，预计到20xx年发射第一颗绕月卫星，中国人的千年飞天梦——嫦娥奔月已是“指年可待”了。

不过，有专家清醒指出，虽然我国已经实现了载人航天，但如果与国际水平相比，我们仍远远落在国际前沿之后。在空间技术方面，我国发射的航天器所走的距离只是一个光秒，而国外已经达到光时，其间的差距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深空探测

新世纪里的深空探测热闹非凡，各式各样的太空探测器在浩瀚无垠的天宇中你来我往，忙的不亦乐乎，既有成功的无限喜悦，也有失败的些许遗憾。

20xx年格林尼治时间3月2日早上7点17分，历经3次推迟发射的欧空局（esa）罗塞塔彗星探测器由“阿丽亚娜5g型”火箭送入太空，正式开始其长达11年半的彗星探测之旅。其使命是探测67p彗星，即丘留莫瓦－格拉西缅科彗星，这一彗星探测活动将能够帮助科学家进一步研究46亿年前太阳系形成的过程，探究地球生命生成的奥秘。8月3日凌晨2点16分，美国宇航局“信使号”水星探测器升空，预计20xx年抵达水星，对其展开科学探测，主要任务是探测水星极地是否存在冰。 20xx年11月9日，欧洲的“金星快车”探测器搭乘“联盟”运载火箭升空，前往金星探秘。“金星快车”搭载了7种科研仪器，可以对金星的大气、离子环境及其与太阳风的相互作用等进行测量。预计20xx年4月“金星快车”将进入金星极地轨道，并开始为期486天的探测。

成功的美丽光环也常常伴随着风险和失败的阴影。20xx年9月8日，美国“起源”号探测器在完成了对太阳风粒子进行850天的收集后，将装有太阳风粒子的一个回收舱掷回地面，这些样品粒子对于研究数十亿年以前太阳系的起源和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不幸的是由于回收舱上的降落伞没有打开，导致回收舱翻转着直接坠入沙漠，舱体裂开，整个历时两年多的探测计划几乎功亏一篑。20xx年11月12日，日本“隼鸟”号小行星探测器在发射两年后，向距地球3亿公里之遥的“丝川”小行星投放了小型观测器，但由于投放时机欠佳，导致两次登陆均告失败。从中不难体会到人类科研探索的艰辛与不易。

20xx年美国、德国多个研究小组竞相宣布，已成功地对太阳系外行星进行了直接观测。天文学家宣称，他们首次拍到一颗太阳系外行星的照片，该行星质量约相当于木星质量的5倍。天文学家们曾在20xx年报告说，他们在一颗年轻的褐矮星附近观测到一个微弱的红色光点，但当时的观测数据难以判定这个光点是否代表了一颗行星。20xx年证实这一天体确实是颗行星，距离地球约200光年。美国理论物理学家卡库说，“在即将来临的一年里很可能在太阳系以外的行星大气中首次探测到有机化学物质，最可能首先找到氨基酸，这将是探索系外生命的重要依据。”

诚然，这类深空探测活动与当前人类生存发展的关系并不是十分紧密，但它同样表达了人类的求知欲和对了解认识宇宙的渴望与追求，体现着人类科研探索的奥林匹克精神——对更高、更远目标的不懈追求，由此人类文明的智慧之花才能永远绽放出异彩光芒！此外，从长远来看，这类探索活动也会对人类的知识积累、哲学思想乃至生活方式产生重要影响。

进入新世纪以来，高技术在各个领域里的发展进步不断给人们带来惊喜和憧憬的同时，也带给人们一些严肃的问题和深入的思考。生物克隆、网络安全、能源危机、行星碰撞等等问题使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教育、文化的关系日益密切，一些重大科技问题已远远不是单纯的自然科学与技术本身的问题，需要引起全社会、各国以及科技界的高度重视。不过仍然有理由相信，人类拥有的智慧和理性能够继续使高技术为现代文明社会的未来发展锦上添花，续写辉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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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rika check, washington. biologists seek consensus on guidelines for stem-sell research. nature, vol.431, no.7011, 21 october 20xx

技术的价值观_其他哲学论文 第四篇

摘要：从各种技术价值观念的比较、对立中阐释问题，探讨技术价值的多维度特征，揭示现代技术人文价值冲突的内在矛盾根源和社会文化根源。

关键词：技术 价值观 存在论

技术是否荷载价值，在怎样的意义上荷载价值，现代技术的人文价值冲突的内在矛盾根源何在，这是本文旨在揭示、探讨的问题。

1 技术中性论与技术价值论之争

在技术与价值的关系上，即技术是否荷载价值的问题上，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技术中性论与技术价值论。技术中性(value-neutral)论，又称技术工具论（instrumentali），认为技术不过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或工具体系，技术本身是中性的，它听命于人的目的，只是在技术的使用者手里才成为行善或施恶的力量。最常见的论证就是，刀既可以用作救死扶伤的手术刀，也可以用作害人性命的凶刀。雅斯贝尔斯和梅塞纳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梅塞纳说：“技术为人类的行动创造了新的可能性，但也使得对这些可能性的处置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技术产生什么影响，服务于什么目的，这些都不是技术本身所固有的，而取决于人用技术来做什么。”（[1]，p.60）从梅塞纳所说，我们不难发现技术中性论是以“技术本身”作为前提条件的，而这也是所有技术中性论者的理论根基。“技术本身”不是一个严格的概念，常常是与“技术应用”相对的意义上来使用的，实质上就是把技术看作是脱离了与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非历史的、现成的静态存在。在海德格尔以前，技术中性论一直是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技术观。这可能具有一定的理论构想意义，但在现代技术条件下则完全脱离了现实的可能。Www.meiword.Com与技术中性论相对立的是技术价值论，认为技术是价值负荷的，技术不仅仅是方法或手段，它在、经济、文化、伦理上并不是中性的，我们可以对技术做出是非善恶的价值判断。邦格就说，“技术在伦理上决不是中性的（像纯科学那样），它涉及伦理学，并且游移在善和恶之间。”（[2]，p.56）

技术价值论主要表现为社会建构论(social constructivi)和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社会建构论认为，技术发展依赖于特定的社会情景，技术活动受技术主体的经济利益、文化背景、价值取向等社会因素决定，在技术与社会的互动整合中形成了技术的价值负载，技术不仅体现技术价值判断，更体现出广泛的社会价值和技术主体利益。技术决定论的典型代表是埃吕尔，温纳相对而言则是温和的技术决定论者。按照技术决定论的观点，“技术已经成为一种自主的技术”，（[3]，p.14）技术包含了某些它本来意义上的后果，表现出某种特定的结构和要求，引起人和社会做特定的调整，这种调整是强加于我们的，而不管我们是否喜欢。技术循其自身的踪迹走向特定的方向。“技术构成了一种新的文化体系，这种文化体系又构建了整个社会”。（[4]，p.17）所以，技术规则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技术成为一种自律的力量，按照自己的逻辑前进，支配、决定社会、文化的发展。技术乐观主义和技术悲观主义是技术决定论的两种思想表现，前者相信技术是解决一切人类问题并给人类带来更大幸福的可靠保障，而后者则认为技术在本质上具有非人道的价值取向，现代技术给人类社会及其文化带来灭顶之灾。社会建构论强调的是技术的社会属性、技术价值的社会赋予，技术决定论强调的是技术的自然属性、技术规则、技术价值的内在禀赋对于社会环境的影响、作用。技术决定论者承认技术的社会属性存在，但是它过分强调了技术的自然属性对于技术的社会属性的决定性作用，没有看到技术的社会属性对于技术的自然属性的制约、导引作用。如果说，技术的中立论割裂了技术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二者间的联系，那么，技术的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则是过分夸大了技术两种属性中的某一方面，没有注意到它们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平衡关系。技术决定论或“技术自主论”把技术的发展看作是“自己决定自己”，不顾及人们在伦理、经济、与社会方面的考虑，所以，也有的学者把“技术自主论”看作是价值无涉（value-free）论或中性(value-neutral)论。（参见[5]，p.35）技术决定论或技术自主论是不是技术的价值中立论，这不是重要问题，也难以分清，这是技术中立论的概念模糊和虚妄造成的。

2 技术的“潜在价值”与“现实价值”

对于技术与价值的关系研究，为了避开某些概念的含混，我们尝试从“技术本身”、“技术应用”、“潜在价值”、“现实价值”的辨析开始。人们在探讨技术价值问题时，常区分“技术本身”与“技术应用”两种情形。一般来说，技术应用关涉价值，在这一点上没有争议；而技术本身是否荷载价值则争议颇多。应该说，“技术本身”并不是一个严格的科学概念，技术本身与应用的区分也很难划界清楚。“技术本身”就其与“技术应用”相区分而言，可以把它理解为技术过程的初始阶段，即技术的发明、设计阶段而非实用阶段，在技术形态上则表现为技术的设想、构思、图纸、说明书或者展品、样品。从技术的发生学角度看，任何技术都是人的发明，总是渗透着人的期望，体现着人的需要、目的，都荷载着价值。即使技术本身也荷载着一定的价值，虽然这种价值尚未在具体实践中得到展开、实现，它只是一种潜在的价值。“荷载”一词有承载、承担、暗含之意，而与“实现”相区别。技术本身的潜在价值的存在，并不以这种潜在价值是否实现以及怎样实现为根据。技术本身不仅荷载着一定的潜在价值，而且具有一定的现实价值。技术本身的现实价值由于不是在技术的预期使用过程中实现的，而是在技术设计的本来目的之外展开的，是一种不期价值，所以常常为人们所忽略。如一辆设计完美的概念车，虽然尚不能大规模生产、使用，还只是处于试验、探索阶段，但它已经实现着一定的认识价值、审美价值，还牵涉到设计、试验的成本核算、经济价值。

技术的应用过程就是技术的潜在价值被实践具体规定、实现的过程。由于每一技术都有它自身的质和量的规定，所以每一技术的潜在价值也就被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比如电脑不可能拥有食物的营养价值。而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技术的潜在价值又是多方面的，正如电脑可用于娱乐游戏、文字处理、网络通讯、电脑犯罪，甚至还可用于装点门面、标志身份，极端地说还可用作重物。技术在没有投入使用之前，技术的某些潜在价值被内在地规定着，而一旦技术投入使用，潜在价值就转化为现实价值。随着主体运用技术的具体方式的不同，技术潜在价值的多种可能性就可以被转化为不同的技术现实价值表现出来。由于不同主体间的利益对立，或者是同一主体在不同时期的需要变化，同一技术在不同的具体应用过程中，常常表现为不同的甚至是截然对立的现实价值。所谓技术价值，即指同一技术既可被用于行善又可以被用来作恶这样一类现象。原子能技术具有辐射育种、医疗以及能量供给等多种潜在价值，但原子弹在日本广岛、长崎的，则将原子能技术展现为武器，表现出它的杀人价值。技术价值常常被用来作为技术价值中立说的根据。技术价值中立说如果仅仅是允诺不可能简单地对技术做出好或坏的价值评价的话，那么可以说技术价值中立说有一定道理。但如果从技术价值，从技术既有积极的价值方面，又有消极的价值方面，而得出技术本身是与价值无涉的，或者说技术是不荷载价值的，在这种意义上的技术价值中立说则是荒谬的。技术价值的积极方面与消极方面不像数学中的正、负数可以相互抵消，技术价值不但不能证明技术与价值无涉，而恰好表明了技术价值的多维性、丰富性。

技术既有潜在的积极价值，又有潜在的消极价值，所以，技术价值在技术的潜在价值中就有其萌芽的种子。技术的潜在价值是多方面的，其中有被人们认识、理解的方面，还有许多人们意识不到的方面。人们的技术选择是以人们认识到的技术的潜在积极价值为依据的，即以技术的预期价值做依据，而技术在实际应用中所表现出来的现实价值则很难与技术的预期价值完全符合。技术的现实价值有可能与预期价值符合，也可能与预期价值不符合而表现为不期价值。技术的不期价值既可能表现为积极价值，也可能表现为消极价值。某一技术在其设计、制造中总是突出凝聚着主体在某一方面的特别要求，致力于某一特定的技术性能实现上，而不可能保证人类各方面的所有价值要求。人的各种需要之间，在其本质层面应该是协调统一的，而在技术现实中人的各种需要之间可能就是相悖的、矛盾的。当人们选择了某一技术，就常常不得不忍受它的副作用，正如人们选择了汽车的交通便捷性，却也同时忍受着汽车给人带来的噪音和环境污染。技术价值或者说技术应用的两重性，表明技术的潜在价值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技术不但有预期价值还有不期价值。任何技术都有其历史局限性，都有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都要在实践中不断地提高、完善其现实价值。

技术的发生，首先表现为人类对自然的控制、改造和利用。人类改造自然的过程，也就是人以自身的活动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这样一个自然的物质变换过程，由技术系统内部各构成要素以及他们之间的联系所规定，受制于自然规律。因而，技术具有第一客观实在性——自然属性。技术作为社会生产力的重要因素，与社会的生产关系相联系，并统一于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之中。如此，、经济、文化等社会条件也就与技术有着割舍不断的密切联系，技术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具有第二客观实在性——社会属性。技术的自然属性是由自然规律决定的，它构成了技术的客观可能性；技术的社会属性是由社会规律决定的，它制约着技术的具体使用及其发展方向。人类社会是由自然界演化、进化而来，社会规律有别于自然规律但不能违背自然规律。从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的辨证统一，我们不难理解技术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辨证统一。技术的自然属性是自然规律的体现，这是我们永远不能违背的，在这一点上它具有基础性决定作用；技术的社会属性，依循社会规律，体现出人的主观能动性，它对技术的自然属性是否表现、何时表现、怎样表现起着一定的选择、决定作用。换言之，在技术的发明阶段，技术的自然属性（科学原理、技术可能）对技术发明的成功与否起着决定性作用；在技术的使用阶段，技术的社会属性则对技术价值的社会实现（能否实现、怎样实现、表现出正或负价值）起着决定性作用。技术中性论的失误在于割裂了技术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之间的矛盾统一关系；技术决定论和价值决定论的不足在于过分强调了技术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中的某一方面，而没有看到技术两种属性间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辨证关系。3 技术的“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

现代技术人文价值冲突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但基本上都可以在技术的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的矛盾冲突中寻到根源。所谓现代技术的人文价值冲突就是指由现代技术所引发或者与现代技术相关联的所有个人、社会的人文理想、人文价值追求过程中的矛盾、冲突。朱葆伟先生提出的“内在价值”概念（参见[5]，p.35），其含义接近于摩尔的“自身善”（good in self）,是一种活动过程中的客观倾向或组织性因素，它和因果关系一起把过程中的诸要素协调、组织为一个整体，规范着活动的结构特征和方向——所是和应当是，因而是活动、过程的内在根据和驱动力量。技术的内在价值正是使技术成为其本身所是的承诺，有效性是它的核心，可性和可计算性、可操纵性等等都是这种价值的体现：它们构成了技术活动的内在目的和合理性标准，是技术的意义所在和技术进步的指向，也是技术活动和技术方法区别于人类其他活动和其他活动方法以及不能为其它活动所取代的根据。技术的合理性原则告诉我们，总应选择以最小的投入得到最大的产出的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把技术系统的效能看作是技术进步的指示器。这种进步可以采取为延长使用寿命、提高可靠性、灵敏度、精确度、运行速度以及更快更省地进行生产而建造全新的系统或改进现有系统等形式。”（[6]，p.54-55）如果我们把技术看作是社会中的一个子系统，那么，我们也可以从系统的“自组织”特征来理解技术系统自身的这种内在驱动力、内在价值取向。实际上，我们在讨论技术的价值问题时，不是像商店里的顾客那样关心的是某一具体技术的价值，如某一品牌的彩电、冰箱的技术价值，而是站在哲学的高度，在总体上讨论技术一般，是把技术作为一个整体，看作是社会的一个“子系统”。正是因为技术作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所以它不但要有自己的内在的价值，还要有一定的功能输出，服务于社会大系统。如此，在社会运用中，技术的评价就不仅是技术功效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看技术运用的社会效果，我们可称之为技术的外在价值。技术的外在价值，在本质上就是人的价值，即人在技术活动中所实现的自身的价值（[6]，p.106）。对照技术的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不难看出，技术的外在价值即人的价值具有绝对优先的地位，技术的内在价值相对于技术的外在价值来说，只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技术对于人的价值取向来说，只是具有手段价值、工具价值，但它又决不简单的仅仅是手段或者工具。拉普指出：“在工匠技术时代，手工工具由人直接来控制，为达到‘外部’提出的技术目标可以用比较直接的方式来使用这些工具。相反，现代技术的高度专门化的复杂系统却是有自己规律的封闭领域。只有在人们愿意服从它本身固有的规律时，它才会产生预期的结果。这个仪器、装置、和机器的世界远远不是中立的手段，它已与人相分离，表现为一种的力量，正在决定着现代社会的面貌。”([7],p.49)技术功效、技术内在价值的提高对于技术系统自身来说可能具有根本性意义，但对于人类社会这个大系统来说它只是我们人类借以实现人类幸福的有效手段，技术的内在价值应服从于技术的外在价值。当然，技术不仅是手段，但是我们对技术抱有这样一个预期应当是不为过的，这也是一般技术设计的初衷。我们不同意拉普所说的技术已经成为“一种的力量”，也特别指出现存社会制度对于“技术自主”的放纵，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了技术发展的自然属性，无视技术发展的自身价值取向。问题就在于，技术的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之间并不总是和谐统一的，技术的内在价值追求可能悖逆技术的外在价值追求，对于人性完满、生命充实、道德高尚、文化多元的悖逆就是对于人文价值的放逐和侵害，这是现代技术的人文价值冲突的深刻的内在根源。

4 存在论的技术价值观

存在论哲学的最著名代表人物当推海德格尔，他思想的深刻性举世公认。海德格尔在存在论哲学的基础上“追问技术”，意在对于技术本质的挖掘。海德格尔对技术本质的揭示中有丰富、深刻的技术价值，这对于我们的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1)现代技术人文价值的冲突表现为世界展现的单一技术图景，世界原有的丰富意义消失了。现代技术作为一种去蔽方式并不是过错，关键在于它已经成为一种唯一的世界观察和理解方式，排斥了我们理解和认识世界的多重角度，世界的丰富意义泯灭了。追踪海德格尔为我们的技术展现的诸多环节，我们可以看到现代技术的人文价值冲突的各种表现形式，看到它们产生的不可避免的根源。在海德格尔看来，由于现代技术的意志，一切东西变成了物质，变成了材料。这意味着，一切东西失去了它们自己的质，失去了它们自己的真实性、价值性和意义，被缩减为技术意志的单纯的未确定的但又可塑造的某种东西。对于古代的人们来说，煤不仅是一种能量的原料，还是神赐福给人类的礼物，是神出于仁慈而给予林木稀少地带的人们的。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引用乔治•阿格里柯拉（georg agricola）的《论金属》的第12卷的1557年出版的德文版的前言中的一段话，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矿石在从前具有怎样的意义，与我们今天的理解又相差多远：“从这一切中说明，采矿必然是一个神圣的和极幸福的生活方面，矿工能问心无愧地献身于采矿，此外还能事奉上帝，并与其他虔诚的徒们一起达到幸福。上帝显示自己除了靠他的神圣的话之外，也显示在天地万物之中，他把这些东西当作证人，向我们证明他的不可见的本质，证明他的永恒的力量和神性，并牢记这一点。因此，正像一个人从田野的百合花中认出上帝的善良和财富一样，一个虔诚的和勤奋的矿工兴致勃勃和满心欢喜地在矿石丰富的地段也看到了上帝的力量和奇迹，因为正如著名哲学家柏拉图所写的那样，眼睛是由一切事物的创造者和养育者给我们的，正像耳朵的存在就是为了音乐的缘故。”（引自[8]，p.22-23）现代技术用物质化的方式展现事物，把存在者降格为单纯的材料，这同时也就意味着把一切加以齐一化。在现代技术贯彻着的生产中，事物的物性融化成被谋算的市场价值。由于钱是抽象的手段，通过它人们可以在牛、鸡、房子、汽车、时装、家电以至于人之间进行轻易的比较，所有的事物之间都没有了质的区别，只剩下金钱上量的差异，事物的存在就在这种方式上经由等价物而齐一化了。最不相同的存在领域被千篇一律化，如此，事物自身所享有的独特意义和作用都被否决了。

(2)世界成为持存物，人的主体性地位消解，生命的意义被连根拔除。“哪一种未隐蔽状态是那种通过强求的限定而得以完成的东西所特有的？它到处被预定了要立刻到位，而且还为了进一步的预定而作好了被预定的准备。这样地被预定的东西具有它自己的等级。我们称这等级为持存物。……它表明的正是一切遭受强求性的展现的东西如何存在的方式。凡是处在持存物的意义上的东西就不再作为对象站在我们对面。”（[8]，p.74）持存物不可简单地理解成储存物，而是在物质化、功能化、谋算、统治等等视野下事物的特定存在方式。持存物就是“要立刻到位”，没有其它的存在，只对技术操纵来说才有意义。“处在这种状况中的东西就从根本上被剥夺了，在思想上不再是对象，因为对象在它的对立中总是还有某种程度的自身性、反抗性、相异性、不可捉摸性；而这些东西在日益增长的技术展现中已经看不到了。”（[8]，p.75）在一个没有对象的世界上，人的状况又会是怎样呢？人成为主体的前提条件，就是其它的存在者成为对象，如果对象消解为持存物，那么，人也必然发生变化。并非一方面是主体，另一方面是对象，而是需要和需要满足者这两极的关系。对象成为持存物，主客关系并不因此而消失，而是达到纯粹的完备的关系性质，并由于现代技术的限定而达到“预定的性质”。在这纯粹的关系中，主体和客体作为持存物都被吸收于其中，人也成为持存物。人的自为存在的、的自身丧失于无条件的技术贯彻，人的自身和本质（这些确保人与世界的多种丰富的交往）丧失于限定和强求。人参与、贯彻技术意志，人被功能化，成为人力资源、技术工作人员，再也不能直面自己的真实本质，人的生命意义被连根拔除了。

(3)现代技术的“座架”本质，要求我们“冷静”、“沉思”。海德格尔的技术追问是从对于以雅斯贝尔斯为代表的“技术工具论”的批判开始的。海德格尔把技术的工具论解释称之为“流行观念”，他并不否认这种技术解释的正确性，只是认为工具性的技术解释还未达到技术的真正本质。没有对于真正技术本质的清醒认识，我们就不能正确理解技术与人、与世界间的真正本原关系，我们就不能正确地对待技术，也提不出解决技术问题的真正方法。按照海德格尔的理解，技术不仅是工具、手段，而是一种去蔽方式，是一种世界的技术展现。而现代技术又不同于古代技术，它不再是众多的世界解释方式中的一种，而是成为一种决定性的唯一世界解释方式。现代技术的本质不是工具，而是“预设”、统治一切的“座架”。技术工具论，意味着技术是中立的，不荷载价值，涉及到价值的所有问题都应和技术无关。所以，技术的使用者将成为所有技术问题的责任承担者。如果是技术使用者的问题，那么，现代技术人文价值冲突的根源就在主体层面，就应当到技术的主体层面找寻解决现代技术人文价值冲突的办法。所以，面对现代技术所带来的种种人文价值冲突，人们常常是从科技立法、科技道德建设上着手，意在约束技术主体的行为，从而达到控制技术发展及其使用后果的目的。而在海德格尔看来，现代技术的“座架”本质是人类的技术性生存方式，是人类不可逃避的“天命”，人类想要“控制”技术的愿望是不可能达到的。海德格尔并不是要完全的否定或者是抛弃技术，他只是要通过对于技术本质的追问而唤起人们对于现代技术真正危险的认识，这是克服技术的必要准备。海德格尔对于“存在”的揭示，对于“艺术”、“诗歌”、“沉思”、“守护”的呼唤，可能会使人觉得他的现代技术拯救方岸有些形上的味道，难以切中现代技术人文价值冲突的实际问题。实际上，海德格尔的方案是基于他对现代技术本质及其真正危险的认识，就是要劝勉人们真正觉悟，“收回”不切实际的“控制”技术的幻想，“冷静”地对待和“守护”。

海德格尔将技术看作是人的“天命”，是人类的生存方式，在形而上学的高度上追问技术的本质，站在了理论思维的最高点，抓住了现代技术的根本问题之所在。当然，海德格尔的某些研究方法也不是我们完全赞同的。如海德格尔只是从技术层面上探讨问题，却很少挖掘现代技术异化现象背后的深刻社会根源。在古代技术向现代技术转变过程中人文价值失落的研究中，也只是从社会文化观念层面（如笛卡儿的主客两分或者深究到柏拉图的“存在者”取代“存在”本身）中寻找原因，而根本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制度在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海德格尔所提供的现代技术的拯救方案就是要人们通过“艺术”、“诗”的“沉思”去理解和体验人类“诗意的生存”，踏上“重返家园”之路。这可能具有一定理论意义和启发思考作用，但也暴露出其虚幻和飘渺，在严酷的社会现实面前显得有些软弱无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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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方朝晖. 技术哲学与技术的价值[j]，哲学研究，199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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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德]冈特•绍伊博尔德. 海德格尔的技术[m]，宋祖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技术的界面作用分析_其他哲学论文 第五篇

摘要：技术与人、社会、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相对集中地发生在特定层面上，我们称其为技术界面。了技术与人之间所形成的操作界面和虚拟环境，探讨了技术发明与使用背后所隐藏的不同社会集团的利益纠结、冲突，指出不同技术的使用产生不同的社会关系。为减轻技术过程在自然环境中的“吞”“吐”副作用，必须实现从“生态技术”向“技术生态”的转化。

关键词：技术界面；生态技术；技术生态

相与相间的交界成为界面。如果我们把技术、人、社会、自然环境分别看作是不同的相，那么在它们之间就形成了不同的界面。所谓技术界面指的就是技术与人、技术与社会、技术与自然环境之间所形成的界面。这里所说的界面不是几何学上的抽象的平面或曲面，而是技术与人、社会、自然环境之间的密切作用层面。技术与人之间所形成的“人——机界面”或者说“操作界面”最为突出、明显，而技术与社会、自然环境之间的界面就相对模糊，这是因为技术已经渗透到社会、自然环境层面之中。技术与人、社会、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渗透必取一定途径、机制，这些都相对集中地发生在特定层面上，这就是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 技术与人的界面

1、技术的“显示”或“操作”界面

技术是人的存在方式，技术无所不在。但是技术的消费、使用，首先面对的就是“人—机界面”或者说“操作界面”。操作界面不是技术与人之间界面的全部，但它具有典型性、代表性，我们对此做重点研究。

依照希腊神话，技术的发生是神为了弥补人的先天生理缺陷而赐予。诚然，人的视觉不如鹰，嗅觉不如狗，攀爬不如猿，跑跳不如鹿，人对于其它生物不具有生理优势。Www.meiword.COM但是技术可以弥补人的生理缺陷，技术可以扩展人的感官、放大人的体能、增强人的思维能力。不论是扩展、放大还是增强，技术都起到了一种“放大”的功用。技术作为一种“放大器”，是对人或物的一种放大。不论是显微镜还是望远镜，都有一个“目镜”和“物镜”，其中的目镜是为人准备的，它最终要符合和适应人的感官和身体。人眼通常能感觉到的光波为380至780毫微米之间的电磁波，这就是人的可见光。超出可见光范围的光线，人是不可感知的。各种观察仪器，不论技术多么复杂，最后都要有一个“端口”向人靠拢，提供人可用以观察的可见光。任何技术都是人的创造和使用，都要以人的生理、心理机能为先决条件。而伊德则看到了这种放大背后的缩小或者说忽略，因为技术在这种居间调节过程中，总是对外界观察事物的某一方面性质的特意选择、关注，事物性质的其他方面则被暂时忽略、放弃。

人在技术使用中，常常面对的是显示器和控制器两类。显示器是用来显示技术信息的装置，如、仪表、电脑屏幕等。控制器或操纵器是指运用人的力量开动机器的装置，从最简单的自来水龙头、电灯开关到按钮、方向盘直到飞机、航天飞机中最复杂的控制系统。无论是显示器还是控制器，如果不符合人体工程学的要求，就会经常发生误差，甚至造成重大的事故。通过对不同类型的显示仪表进行测试结果表明，在竖型、水平直线型、半圆型、圆型和开窗型这五种形态中，以开窗型仪表在读数速度和准确性上为最佳。因为开窗式刻度盘显露的刻度少，认读范围小，视线集中，认读时眼睛移动的路线短，因而认读比较准确、迅速。可以想见，数字式电子表的认读要比一般机械表认读准确性高。显示器和控制器相互之间应当配合一致，这也是人体工程学中考虑的重要问题之一。总的说来，就是它们要在配置上注意通道相合、编码相合与方向相合。例如，有八个显示器排成两行时，相应的八个控制器也应当排成两行；操纵器的运动方向应与显示器的指示或运动方向一致，而不能相互矛盾、冲突。

一般来说，技术的显示或操作“端口”、“界面”都应当与人体的生理、心理相适应，至少要能为常人所承受。如果一项技术对于人的身体、心理素质要求很苛刻，一般人难以达到，那么这项技术也就很难在市场上推广，为大众所接受。但是，对于某些尖端技术如军事技术、航天技术来说，则对人的生理、心理素质提出了超出常人的要求。在一定技术条件下，人不得不向技术“端口”靠拢，挑战生命极限。在飞行员的考核中，他必须承受各种体能测试以决定他是否具有足够的耐受力和有无能力驾驶新机型。个人在实验中忍受的各种痛苦被看作“生物学缺陷”，必须克服。[2]

2、虚拟现实

1989年，jason lanier提出“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简称vr）技术，这是人与计算机生成的虚拟环境可自然交互的人机接口技术。如果说在技术的显示界面或操作界面上人只是部分感官与技术“对接”，那么在虚拟现实技术中人则是全身心地投入、沉浸。具体说来，虚拟现实技术的人机交互关系具有多感知性（multi-sensory）、交互性（interaction）、自主性（autonomy）及临场感（immersion）特点。多感知包括视觉感知、听觉感知、力觉感知、触觉感知、运动感知等，其中力觉和触觉要比视听给人的感受更为真实、深刻。在虚拟环境之中，人不再是单纯地被动接受显示器的信息，也不再是简单地在操作器上发出人的指令，而是在虚拟环境中互动，信息的交换和指令的发出、反馈都是即时反应，时空被压缩、交汇。虚拟环境是人的主动创造，它既具有某种真实性，又具有某种欺骗性。在虚拟环境中，人可以忘却技术的存在，甚至是忘却人的自身存在。

虚拟现实的出现，使人们生活在两个世界里，一个是现实世界，一个是虚拟世界。在现实世界里，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承担着现实社会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扮演着一定的社会角色。在虚拟世界里，作为网民可以扮演多个不同的网上角色。这样，一个网民就可以在现实世界和网络世界里出入，特别是在网络世界不同的聊天室里不断地变换自身的语气、年龄、身份、地位、性别，这对于人格的完整、统一是极大的挑战，很容易造成人格的。虚拟世界不像现实世界那样不可逃避，不像现实世界那样负有现实、具体的责任和义务，不为吃、喝忧愁，不为病、死困扰，而且还可以想象着自己就是个美女、是个英雄。面对着现实世界的竞争和压力，进入虚拟世界里寻找内心的平衡而不能自拔，常常忘却了现实世界的第一性，忘却了自身存在的真正意义。

虚拟生存由于摆脱了日常的生活困扰和社会责任，看似更加“自由”，但这只是一种“消极自由”（passive freedom）。消极自由的放纵扩张了个人主义，但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若缺少了生命意义的充实，只能导向贪欲的膨胀、精神的荒芜、人性的丧失。人在虚拟中符号化自身，扮演多重角色，赋予自己无限的意义，但这意义是“虚拟”所得，脱离了现实生活的实在内容支撑，只不过是一种虚幻和麻醉。正像弗洛姆所说：“由于人失去了他在一个封闭中的固定地位，他也就失去了他生活的意义，其结果是，他对自己和对生活的目的感到怀疑。……一种他人无价值和无可救药的感觉压倒了他。天堂永远地失去了，个人孤独地面对这个世界——像一个陌生人投入一个无边无际而危险的世界。新的自由带来不安 、无权利、怀疑、孤独及焦虑的感觉。”[3]

虚拟世界的网上聊天、网恋甚至网婚等交往形式，与哈贝马斯倡导“社会交往”的初衷、本意相去甚远，背离了“社会交往”的精神实质。哈贝马斯强调的“交往行为”（communicative action），指的是至少两个（或两个以上）具有言说与行为能力的主体以达到相互理解为指向而进行的交往。[4]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乃是一个成功的交往行为由以进行的前提。而网上聊天的网民只是一个“虚拟”主体，或者说只是一个主体符号，在聊天室里很少有以真实的身份出现，也缺少必要的社会责任和义务约束。从社会交往出发，哈贝马斯要达到对于生活世界的重建，以达致生活世界文化再生产、社会一体化及个性社会化的连续、贯通，实现意义的人生。但是，虚拟现实的虚拟特征，已经决定了主体的弱化、交往的虚妄、意义的丧失，虚拟交往不但没有促进社会交往的实现，反而使得真正社会交往的实现更加困难。

二、技术与社会间的界面

技术进入社会，首先是与人的交往。技术与人的相互作用关系，前面已经述及，不再多讲。在此重点考虑的是技术的设计、生产、使用等过程中对于不同个人、社会集团的不同利益关系，探讨技术过程对于社会关系的内在影响。

1、代表不同社会利益的技术需要

“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5]如果说技术的社会需要是科学发展的动因，那么它更是技术发生的直接诱因。以往研究中常常是从整体上把握技术的社会需要对于技术发生的重要决定作用，但是，所谓技术的社会需要并不是代表社会整体利益出现的，在其背后常常隐藏着特定社会集团和个人利益，隐含着技术发生的阶级或社会层次根源。

按照理论，资本主义的机器发明与运用并不在于以机械化生产替代工人繁重、危险的体力劳动，也不是要缩短工人每天的劳动时间，其目的在于要通过缩短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来延长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由此资本家可以更多地榨取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在工厂中，死机构于工人而存在，工人被当作活的附属物并入死机构”；“机器不仅是一个强大的竞争者，随时可以使工人‘过剩’。它还被资本公开地有意识地宣布为一种和工人敌对的力量加以利用。机器成了工人反抗资本专制的周期性和罢工等等的最强有力的武器”。[6]英国织机技术的改进使大批工人下岗，资本家拥有了某种对抗工人、罢工的技术手段，资本家对于工人的剥削比以往更加深重。 “自1825年起，一切新发明几乎都是工人同千方百计地力求贬低工人特长的企业主发生冲突的结果。在每一次多少有一点重要性的新罢工之后，总要出现一种新机器。而工人则很少在机器的应用中看到他们的权利的恢复……因此，在十八世纪中，工人曾经长期地反抗过正在确立的自动装置的统治。”[7]机器的使用同时剥夺了工人的劳动技能与熟练操作，使资本主义生产中女工与童工的大量雇佣成为可能，工人及其整个家庭都被拖入了资本主义的技术陷阱中。

美国技术哲学家温纳借用案例说明他的观点，技术设计反映的并非是一般社会需要，而是反映特定人群特定的利益需要。纽约长岛一条通往海滨公园车道上的过街天桥，其高度比正常情况下要低。这实际上是设计者的精心策划，以达到特殊目的，不让公共汽车在这里通过。因桥高只有12英尺，只有拥有小汽车的上层或中层阶级才能方便地使用这条车道去海滨休养、娱乐，而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的穷人和黑人则被排斥在外。[8]在国家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中，是集中资源、力量去研究那些取悦少数人的美容项目，还是搞服务大众的公共卫生事业，技术的发展方向同样受制于社会关系存在。

2、技术与社会生产方式

指出，“机械发明引起生产方式上的改变，并且由此引起生产关系上的改变，因而引起社会关系上的改变，并且归根到底引起工人的生活方式上的改变。”[9]更具体地讲，“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10]强调技术对于社会生产方式的重要影响，但是，不能由此而断定是一位技术决定论者。还指出，“机器正象拖犁的牛一样，并不是一个经济范畴。机器只是一种生产力。以应用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厂才是生产上的社会关系，才是经济范畴。”[11]在看来，技术与社会之间的作用并不是以技术为绝对基础的单向决定作用，而是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

芒福德将技术分为两类：综合技术（polytechnics）和单一技术（monotechnics），或者说分散的技术和集中的集权技术。综合技术或者说分散的技术是制作的原始形式，主要以生活需要和发展为方向，而不是以工作或权力为中心。相反，单一技术或者说集中的集权技术常常是以科学做基础和市场为依托，其目的在于经济的扩张、物质的丰盈和军事的优势。简言之，就是为了权力。[12]风车是一种分散的技术，没有谁能够垄断风；核能则是一种集中的集权技术，温纳认为只要该技术存在，其潜在的毁灭性就要求必须有集权化的等级命令序列实施控制，这于类别而存在。单一技术不仅体现在现代技术，其根源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芒福德称其为“巨机器”（megamachine）。在芒福德看来，庞大的军队或者像建造埃及金字塔和中国万里长城而组织起来的劳动组织，都是典型的巨机器。在这种巨机器中，所有的人都按照巨机器的技术要求组织起来，而人性则被最大限度地剥夺。

3、社会伦理、问题的技术置换

古希腊的实践主要是指公民的伦理道德及其生活，而非物质生产及其技术活动。古希腊的伦理道德生活及实践对于物质生产及其技术活动具有优先性。而如今的实践常常被简单地等同于依凭技术的物质生产活动，并且成为压倒一切的首要人类活动，、伦理道德实践的优先性被颠覆了。技术理性排挤了价值理性，代替了公民的实践智慧。现代国家的功能不是致力于促进人的解放，而是要解决技术问题。“只要国家的活动旨在保障经济体制的稳定和发展，就带有一种独特的消极性质：是以消除功能失调和排除那些对制度具有危害性的冒险行为为导向，因此，不是以实现实践的目的为导向，而是以解决技术问题为导向。”“实践的内容被排除在它的活动之外。”“技术统治意识的核心，是实践和技术的差别的消失。”[13]

“当实践成为生产时，原来实践领域——人的生活世界也逐渐纳入技术理性的支配，生产的准则成了生活准则，技术标准一体化也使生活标准一体化。人在实践世界中的智慧、决断和理性统统让位于技术理性及其逻辑。这样，人类逐渐失去了对生产及其后果的控制。”[14]在政体中，议员的任期为4年或5年，在此期间，必须做出有实际收益的成果，否则在下次选举中就有落选的危险。需要10年以上才有收益的项目得不到优先考虑，或者根本不被考虑。结果，每一个选举周期一开始就有一大堆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些问题纠缠在一起，就越发难以迅速做出决定，越发难以掩盖。家的才能正在越来越多地展现在通过技术的手段处理社会危机上。

三、技术与自然环境的界面

技术进入自然环境，主要是通过技术在自然环境中的“吞”“吐”而实现，其作用主要表现在“资源”与“环境”两个方面。所谓“吞吐”，指的是技术过程中原材料和动力能源的消耗，以及废水废气废物在自然环境中的排放。

一般来说，劳动密集型技术消耗较多的活劳动，而物化劳动消耗较少，对自然环境影响相对较小。资本密集型技术需要资金投入较多，耗费较多的物化劳动，常常伴随着较大的资源耗费和环境破坏。知识密集型技术需要投入较多的复杂劳动，需要较多的知识、智力投入，而所需的资源、能耗很小，在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具体来说，植物栽培技术（农业、林业）、捕获技术（水产业、狩猎）、饲养技术（畜牧业、水产业）、通讯技术（电信、电话、广播、电视）等技术产业，对于资源与环境的影响较小。而采掘技术（采油工业、采煤工业、矿业）、材料技术（金属冶炼工业、石油精炼工业、化学工业、水泥工业）、机械技术（全部制造业以及各种加工组装业）等技术产业，对于自然环境常常具有较大的破坏性。

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按照各个社会的产业特征，将社会分为前工业化社会、工业化社会和后工业化社会，并把产业划分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前工业化社会以第一产业为其主要特征，其主导技术就是创造适当的条件强化动植物的生长条件或利用可再生的能源（如水利、风力、畜力……），它对自然不能实行根本性的改造，自然较少受到深度破坏，人与自然处在低水平的平衡关系之中。工业社会以煤、石油为动力的火车、汽车、轮船取代了农业社会以牲畜为动力的马车和以风为动力的帆船，矿产的开采及其冶炼都是大规模的流水线生产，农业生产使用大量的农药、花费和塑料地膜。这种工业技术的吞吐远远超出了自然生态系统的承受能力，其造成的自然后果就是林地草地锐减、淡水短缺、能源枯竭、酸雨污染、废水废气废物泛滥、温室效应加剧……后工业社会则是第三产业得以迅速发展的社会，进入了以软技术或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社会，着眼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对于以往的经济学理论来说，自然环境被想象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库和垃圾场。因为吞吐流程被假定为起始于一个无限的资源和一个无限广大的垃圾场，所以资源的匮乏和环境的问题都可以不予考虑，自然的一切被看作是可以在技术系统中不尽的组合、排列下去。但是，我们当今的技术水平和经济规模已经对于自然环境和整个地球构成了一种挑战，威胁到了人类的健康生存、持续发展，现在是该用吞吐概念来代替经济学中的循环流程概念了。[15]当代的环境问题一方面是从环境中攫取的资源量超过了自然生长量，造成了资源的退化和枯竭；另一方面是排入环境的废弃物数量超过了环境容量，造成污染。

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需要“生态技术”作基础。所谓“生态技术”，是建立在现代生物学基础之上，使技术具有一种有机的、能与生物圈进化过程相协调的和谐性质。生态技术的发明不仅是遵照科学规律，它也尊重自然秩序，遵循自然规律；技术发明不再是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对自然肆意巧取豪夺的“技术统治”手段，而是体现生态与人文价值的艺术创造。如果说，追求单一技术的低能耗、低排放还只是“生态技术”的较低层次要求的话，那么，“技术生态”则是“生态技术”的较高层次追求。所谓技术生态，不仅关注单一技术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生态和谐，更强调技术之间的一种生态化和谐。[16]在技术生态中，某一技术的废料成为另一技术的原料，废物在技术系统内消化而不是排放到自然环境之中，实现整个技术系统的低能耗、低排放。技术生态可能比追求单一技术的低能耗低排放更为经济合理，实效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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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美]大卫•雷•格里芬. 后现代精神[m]. ：编译出版社，1998. 168.

空间的技术筹划_其他哲学论文 第六篇

摘要：空间不仅是物质固有的存在形式，它更是人类生存得以展开的场所。技术作为人的一种存在方式，一方面不断拓展人类生存空间，另一方面汇聚世界、压缩空间距离。当今人类的生存空间贯彻着技术理性和统治，空间原本的生活意义和人文价值在消逝。只有打破科学实证观和技术理性的绝对统治，世界空间才会获得全新意义。

关键词：空间；技术；技术理性；技术统治

abstract: space is not only the existing form of matter, but also a place where people’s life carry out. technology as one of the human existence form, on one hand extends the world space continuously, on other hand gathers the world and compress the distance of space. the technological reason and technocracy carry out in the world, the significance of life and the humanistic value belong to space before are vanishing nowadays. if only we break out the absolute domination of scientific positivi and technological reason, the world space will obtain its new significance.

key words: space; technology; technological reason; technocracy.

我们在此所讨论的空间不是欧几里德的几何空间，也非牛顿的绝对空间、爱因斯坦的弯曲空间，而是与人类生活、实践密切相关的生存空间。www.meiword.com空间不仅是物质固有的存在形式，它更是人类生存得以展开的场所。空间不仅以物质存在形式而规定，更因为人的具体存在方式而获得它更为现实的人类意义。技术作为人的本质存在方式改变着人类生存空间，现实空间贯彻着技术的强制，体现着技术的筹划。

1 人类生存空间的不断技术扩张

古代文明可以概括为“大河文明”，一般发端于“大河”流域，如古中国的黄河和长江、古印度的印度河和恒河、古巴比伦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古埃及的尼罗河等。大河便于交通，有利灌溉，滋养了原始农业和古代文明。与这些大河流域的定居民族不同，还有一些在草原和有绿洲的沙漠上漂泊的游牧民族，他们各自，为自己的牲畜不断地追找食物。丹皮尔指出：“在他们都保持这种孤立主义的见解和习俗的情况下，不论是文明还是科学，都是不可能的。”“在游牧当中，工艺不可能有很大进步，应用科学的起源是更谈不上了。”[1]罗伯特•路威认为，便利的交通、人口的聚集和文明的交汇都是新文明、新技术创生的重要条件。[2]

随着技术的进步、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古代文明间的相互交往越来越频繁，技术在更为广泛的范围传播。古代的埃及人和巴比伦人互相影响，希腊人的文化建筑在埃及人所确立的基础之上，而贯通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丝绸之路更是举世闻名。不仅陆上的交流打开了通道，在指南针及枪炮等一系列技术支持下，欧洲人又开始了海上的探险、远航，其最直接成果就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及麦哲伦环球航行的成功。欧洲人的地理大发现，展现了一个新的世界图景，令整个西方世界激动不已，跃跃欲试。新大陆的发现，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加快了资本主义海外移民的步伐，世界版图大大扩展了。

如果说近代技术下的人类生存世界扩张还只是限定在地表的话，那么现代技术则开始了人类对于天上空间的开拓。自古人类就有像鸟那样飞行的渴望，如中国神话中的嫦娥奔月，伯神话中的波斯飞毯等都表达出一种摆脱地球束缚向往天空自由飞行的人类理想。传说在14世纪末，中国的万户在座椅背后安装47支当时最大的火箭（俗称“双响”或“二踢脚”），两手各持大风筝，试图借助火箭的推力和风筝的升力升空。勇敢的万户的失败是可以想见的，但他是世界上第一个试验利用火箭的力量飞行的人。为纪念这位传奇式人物，月球表面东方海附近的一个环形山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一直到18世纪，在资产阶级产业革命和技术发展基础上，1783年法国蒙哥尔费兄弟的热空气气球和j. –a. c. 查理的氢气气球相继升空成功，成为人类航空发展的第一次重大突破。但是气球的飞行速度低，必须研究比重大于空气的飞行器。1903年12月17日，美国莱特兄弟用自己制造的飞机，实现了人类首次持续的、有动力的、可操纵的飞行，开创了现代航空的新。喷气式飞机的出现使飞机突破了音障，整个地球成为一天可以往返的大家庭。我们可以在日本的东京用早餐，而午餐就可以到美国的纽约享用。我们现在可以感叹的就是，现代技术把世界各地间的距离大大缩短，地球和世界变小了！

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出现，深刻地改变着整个社会，把人类带入了一个全新的网络空间，或称赛伯空间（cyberspace）。赛伯空间是一个依靠电子计算机和网络技术支持的数字化信息世界，并以多媒体的形式呈现在人的面前。在赛伯空间，虽然我们面对的不是现实的人和物，但是它却给我们真切的感受，实现着人与网络世界的真实互动。虚拟现实技术为感官创造了一个比现实显得更为“真实”的空间世界，人的感官在虚拟技术中被最大程度地调动、强化，使每一个参与者具有了一种超越现实的“真实”感、沉浸感。仅仅是一个办公桌的实际空间，我们面对的就是一个电脑屏幕，但是因特网（internet）、万维网（/gongxue/">工业化前一个相当典型的工匠，他每天需要面对十几种不同的工作。”[3]在一个铁匠作坊里，一个称职的铁匠需要掌握全套的铁匠活，他可以表现他的个人技艺，欣赏他的最终劳动成果。在西方历史上，13、14世纪的手工业是创造性劳动的一个顶峰。[4]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正像所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5]蒸汽机的使用带来了生产的集中，工厂取代了家庭手工作坊。工厂里大机器生产线的使用，工人们被钉在了生产流水线上，只能跟随流水线的节律劳作，成为整个生产线的一个零件，没有喘息的机会。在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中，不是工人在使用机器生产，而是资本在支配、操纵着工人劳动。资本主义的生产集中，其实质就是资本集中，是无生命的机器对于工人劳动的役使过程。

芒福德将技术分为两类：分散的技术和集中的集权技术。分散的技术是制作的原始形式，主要以生活需要和发展为方向，而不是以工作或权力为中心。相反，集中的集权技术常常是以科学做基础和市场为依托，其目的在于经济的扩张、物质的丰盈和军事的优势。简言之，就是为了权力。[6]风车是一种分散的技术，没有谁能够垄断风；核能则是一种集中的集权技术，温纳认为只要该技术存在，其潜在的毁灭性就要求必须有集权化的等级命令序列实施控制，这于类别而存在。集权技术不仅体现在现代技术，其根源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芒福德称其为“巨机器”（megamachine）。在芒福德看来，庞大的军队或者像建造埃及金字塔和中国万里长城而组织起来的劳动组织，都是典型的巨机器。在这种巨机器中，所有的人都按照巨机器的技术要求组织起来，而人性则被最大限度地剥夺。按照丹尼尔•贝尔的理论，我们现在的社会是建立在一巨大的层级官僚体制基础之上，每一个人都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只能是沿循这一早已技术设定的层级官僚体制往上爬，以期获得更大的自由，但实质则是越陷越深。

福柯具体了纪律、统治的空间技术基础，他戏称其为空间“分配艺术”。[7]在他的中，不仅包括监狱，还有兵营、学校、医院、工厂等等。统治需要一个封闭的空间，需要规定出一个与众不同的自我封闭的场所。监狱的高墙、电网不必再说，学校的住宿制得到肯定，工厂除了上下班的规定时间外不允许人员的随便出入。在这一封闭的空间范围内，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确定位置，不得脱岗。犯人被囚禁在牢房内，病人有自己的固定病床，学生上课时间是不得串座位的。这一切统治的实施必须借助于一定的监视技术手段，边沁的全景敞式建筑（panopticon）为此提供了一个范例。在这一监狱建筑形式中，中间有一瞭望塔，四周是一环形建筑，环形建筑被分成许多小囚室，每个囚室都贯穿建筑物的横切面。囚室有两个窗户，一个与瞭望塔相对，另一个对着外面，保证光亮贯通囚室。按照边沁的设想，在囚犯所困的环形建筑，人彻底被观看，但不能观看；在统治者所处的中心瞭望塔，人能观看一切，但自身不会被看到。我们不得不佩服这种贯彻统治意志的空间“分配艺术”。

随空间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对于空间的争夺、占领、统治从陆地、海洋逐渐扩展到空间、太空。1957年以来，前苏联、美国等相继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其中多数是直接为军事目的服务的。战场从以往的陆地、海洋、空中向外层空间扩展，空间优势的争夺逐步升级。 美国在1982年专门成立了空间防御司令部，前苏联也有相应机构承担空间防御任务。1983年10月美国国防部制订的“战略防御倡议”计划（又称“星球大战”计划）主要内容就是在空间或地面部署以定向能武器（如激光武器、粒子束武器、微波武器等）为主体，包括截击卫星、截击导弹的反弹道导弹武器系统，以便在空间拦截和摧毁来袭的弹道导弹弹头。1969年7月美国捷足先登，首次实现了人类登月，将美国的星条旗插在了月球上。1966年12月大会通过的《外层空间条约》规定，各国不得将外层空间（包括月球及其他天体）及其资源据为己有，它们为人类共同财产；不得在外层空间部署毁灭性武器，月球和其他天体只能用于和平目的。但是，国际空间法的制订和完善能否遏止技术的无限空间扩张和强权统治意志吗，我们心存疑惑。

3 空间意义的技术转换

古人对于空间的认识，依靠的是他的身体、感官、行动，主要是来自他们的生活体验。比如说翻过了一座山，趟过了两条河，走过了三个村子，却不懂得有多少米、公里的路程。亚里士多德否定真空的存在，认为“自然害怕真空”，空间一定是和具体的事物相关连，要在事物的具体存在中理解空间。古代的空间概念，是事物存在、汇聚的“场所”，是人与众神对话的所在。古希腊的神庙、罗马的广场、中世纪的教堂、文艺复兴时期的宫殿等古代建筑，都不是冰冷的僵死的空间形式，而是汇聚着天地神人，凝聚着厚重的历史文化，传达着“场所精神”（spirit of place）。

如果缺少了具有汇聚生活意义的聚焦物（focus thing）存在，场所精神的表达也就没有了寄托物，场所就不再成为一个场所。古代社会由于以生活为中心，这样的聚焦物并不缺少。依照伯格曼的，火炉提供的不只是温暖，古代的火炉是家庭冬日里的焦点、中心，汇聚着一家人的劳动、闲暇、故事和亲情。[8]现代家庭里的中心不再是火炉，热量的提供通过暖气管道统一输送，或者是由空调解决，这里既不需要准备柴火、也无须费心看管、呵护炉火。电视成为现代家庭的中心，电视节目都是当红歌星、影星们的精心包装和表演，节目纷乱但非观众的真实生活和体验，难以担当起聚焦物的作用。海德格尔比较了山谷里连接河流两岸的旧木桥和水电厂的不同意义，水电厂不像旧木桥那样建造于莱茵河中，宁可说水流被误建到发电厂中。在这一意义说，河流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河流，它现在只是一个“水压提供者”。水磨或者说风车，它们都借助了自然之力，受到了自然的帮助，但它们不同于水电厂那样对自然强求、逼迫。水磨、风车作为聚焦物，并不是要绝对地压倒和排斥自然，而是标志自然的存在，让人们从中体会自然的恩施。[9]

古代的城市一般依傍河流而建，仰仗的是自然地理环境，而现代城市的建立和发展则是技术经济的直接推动。石家庄原先不过是正定县的一个小村庄，当初京汉铁路修到正定县城的时候，把车站向南迁了十几公里，建在了石家庄。后来石德、石太铁路又在这里与京汉线相交，于是石家庄成为重要的铁路枢纽，城市获得了较快的发展，成为当今河北省的行政中心。而正定县城至今仍不过是座几万人的县级小城。在一些大学附近，受大学的科学技术资源的辐射影响，20世纪相继建起了一些科学城，如硅谷、筑波科学城等。技术经济资源的集聚与人口集聚城市扩张相互促动，千万人口的超大城市越来越多，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环境质量下降等城市问题突显。一些繁华大都市形同建筑集装箱，人流、车流在建筑夹缝中穿行，人辗转在“笼子”里，与阳光、绿地相隔绝，与自然相疏离。

在传统建筑中，技术作为手段通过坚固、实用要素与建筑相关联。当现代技术以结构力学替代经验，以水泥、钢材、玻璃等工业建筑材料替代石、木、砖瓦这些自然材料，以钢筋混凝土结构、悬索结构等现代结构替代传统建筑的石材、砖木结构，以采用大量预制件、现场组装和采用大型机械设备进行施工替代传统的手工营造……这些翻天覆地的变化都使得作为手段的技术显现出来，建造的过程成为了技术的过程，变成了科学管理的过程，原本作为手段的技术将建造目的颠覆了，形式取代内容成为一种技术统治的展现过程。都江堰、赵州桥建造中所考虑的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巧妙构思等在现代技术设计中几乎成为多余，因为钢铁混凝土是有效的通用材料，一切都可以由技术来解决。为了技术的展现，各地都在打造标志性建筑，世界第一高楼在人们的竞争中不断攀升。为了资本的利益，人们要在有限的地面上占领最大的空间，架空式、倒三角、倒台阶、倒金字塔之类非常建筑方式不断涌现。[10] “在这技术化的建筑中，在这钢筋混凝土的城市丛林里，在这割断了历史、文脉，割断了地方性、民族性，排除了人的情感和人文精神的建筑机器里，我们能够在此定居吗？我们能够以此为家园吗？”[11]

建筑、城市除了受到技术的支撑和制约外，也不得不考虑人的自身生理结构以及心理承受能力。电梯可以更快，这在技术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人的身体耐受能力是有限度的。城市可以扩张得更大，但是绝大多数人不愿意在工作或购物的交通上花费45分钟以上的时间，这就是“45分钟定律”的涵义。[12] 20世纪美国城市发展有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是1950年代到1960年代的人口居住郊区化；第二次浪潮是1970年代以后超级市场为代表的商业郊区化；第三次浪潮是就业岗位的全面郊区化，又称边缘城市（edge city）。[13]边缘城市号称是可以把美国人从奠基于19世纪的xxx桎梏中解放出来，但是其弊端也是明显的。主要表现在，一方面是“边缘城市”过于依赖小汽车，城市污染向外扩散；另一方面是人口的低密度扩散，造成土地、能源耗费增加，加大了基础设施成本；再一方面是一家一户相隔较远，缺少共聚场所和机会，社区的凝聚感和人情味下降，恶性犯罪上升。

欧洲的海上探险、地理大发现扩大了世界范围，而现代航空技术、通讯技术带来的则是空间的收缩和坍塌。“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夜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的古代情思没有了，鸿雁传书显得多余了，拿起电话就可以聊天，坐上飞机几十分钟就可以见面。由于空间的坍塌，过程被取消，直接面对的就是结果，现代人看重结果不看重过程。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九九八十一难再也不会出现，一个电子邮件发过来全解决了，至多就是讨论佛经的版权问题。自19世纪，公路、铁路、飞机、电报、电话、因特网逐渐贯通全球，世界一体化进程加快，但是文化的差异性与多元化也逐渐被抹杀。现在不论你身处何处，只要打开电视、连上因特网，展现在你眼前的电视节目、网页内容可能是不同的，但其文化内涵大同小异、基本一样。在网络空间，功利主义、技术理性具有支配地位，文化的伦理和审美取向被排挤，高尚的精神生活追求和文化品位让位于世俗化、感官化。

胡塞尔认为，“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对科学的总估价出现了转变”，“在十九世纪后半叶，现代人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实证科学支配”，“科学观念被实证地简化为纯粹事实的科学。科学的‘危机’表现为科学丧失生活意义。”[14]由于现代科学与现代技术的一体化，胡塞尔所说的科学危机可以适用于技术危机，当今现代技术危机根源于生活世界的危机，根源于生活意义的丧失。古代技术参与现实构造是与展现的其它方式（宗教等）相联系的，而现代技术成为普遍的、对人与自然和世界的关系加以规定的力量。现代技术与以往不同，它是限定和强求，是对自然事物的挑战。技术对于空间的筹划，不论是空间的技术扩张还是空间的技术收缩，都是技术理性的意志显现。取消现代技术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是我们人类的一种存在方式。但是技术不是我们人类的唯一存在方式，技术作为一种手段必须在宗教情感、伦理道德、社会正义、美的感知、生活体验等等规约下一同发生作用。当我们以这种新的态度与技术交往，技术对于空间的统治就是可以避免的，我们对于世界意义的获得也就保持了一个敞开的态度，世界空间也就具有了全新的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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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易斯·芒福德与科技生态学_其他哲学论文 第七篇

本文叙述了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的学术思想，并介绍了他对“媒介生态学”（media ecology）这一个学术领域的建立所做出的贡献。在他的思想里，“科技生态”（ecology of technics）既是作为一种学术传统，又是作为一种对技术、媒介以及文化进行研究的视角。在对芒福德的学术思想按照历史顺序进行了一番疏理之后，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介绍了他对媒介生态学这一个学术领域的建立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他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技时代史学” （epochal historiography of technology）；有关科技与人类发展关系的“有机科技论”（techno-organici）；以及他对“王权机器”（megamachine）的批判。最后，本文以对存在于芒福德的著作、生活以及他的科技和媒介生态理论中的伦理问题的讨论作为结束。

[关键词]刘易斯·芒福德，媒介生态，科技生态学

abstract: this paper yzes lewis mumford’s scientific thoughts and introduces his contribution to establish the concept of media ecology. in his thoughts, ecology of technics is both a scientific tradition and an angle to study technics, media and culture. after combing his scientific thoughts in historic order, this paper introduces his contribution in three aspects: his epoch-making techinics history theory; the techo-organici theory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techincs and human development; and his critique on megamachine. this paper ends with the discussion on the ethic problems existed in his book, life and his media ecology theory.

key words: lewis mumford; media ecology; ecology of technics

《媒介生态理论：人类传播系统研究理论集成典范的规划化》（towards a science of media ecology: the formulation of integrated conceptual paradigms for the study of human communication system）是目前有关媒介生态学这一个十分复杂且相对年轻的学术领域的第一部主要文献。www.meiword.com在这本博士论文中，克里斯汀·尼斯纯（christine l. nystrom, 1973）将刘易斯. 芒福德（lewis mumford，1934)的《科技与文明》的论述作为媒介生态理论的基础。同样地，昆斯(kuhns, 1971)也将芒福德作为他编篡的主要媒介生态学者名录[1] 的第一位。由于芒福德的研究涉及到了对整个科技文化体系的批判，因此我们倾向于将其看作是整个媒介生态学的奠基人。但是在建构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基础通常会被建立于它们之上的东西所掩盖，芒福德也受到了同样的待遇，他对建立媒介生态学所起到的基础性作用也很少被人提起。

一栋房子既可以建立于其基础之上，同样也会因为其基础而倒塌。即便如此,芒福德也并没有因为当尼尔·m·波兹曼(neil m. postman) 这位正式提出“媒介生态”概念并将其建设成纽约大学一门课程的学者的存在而黯然失色（参看nystrom,1973; postman,1970; postman & weingartner,1971）。同样，芒福德也被马歇尔.麦克卢汉（h. marshall mcluhan）和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innis）这两位学者提到。麦克卢汉（mcluhan,1964）在他的有关媒体的论述中介绍并普及了媒介环境和媒介生态的概念。英尼斯 (innis,1950，1951)被麦克卢汉称为是最早研究传播技术对人类造成的影响的人。英尼斯也被认为是多伦多学派 (the toronto school) 这一个由一群多伦多大学的媒介生态学者们建立起来的学派的早起代表之一，包括麦克卢汉、艾里克·a·哈弗洛克(eric a. havelock) 以及edmund carpenter 等人。因此，提起媒介生态学，人们通常会联想到多伦多学派。

不可否认,多伦多学派在媒介生态学理论的早期发展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英尼斯也应该被认为是媒介生态学的代表性奠基人物。但是﹐芒福德却是比英尼斯更早的先驱者﹐他应该被看作是纽约学派 (the new york school)最早的代表人(strate,1996)。纽约学派并不象多伦多学派那样所指的是一所单独的学校(例如纽约大学)﹐而指的是纽约这整个城市。纽约学派早期的成员包括哥伦比亚大学的louis forsdale、来自于福德哈姆大学（fordham university）社会研究学院的john culkin、皇后学院的gary gumpert 和 charles weingartner、纽约大学的neil postman (波兹曼) 和 christine nystrom(尼斯纯)、曼哈顿的 tony schwartz。我们这里提到这些并不是要用一种地域性或沿袭性来代替什么，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媒介生态学这样一个复杂的、全球性的、各学派间具有沿袭关系的网络。

如果芒福德作为先驱者这一点被忽略的话，那么媒介生态这一名称也将会有或多或少的改变。在他完成了他的主要著述之后，他也没有看到媒介生态这个名词的出现。虽然芒福德的确将媒介与传播学、艺术、文化放在一起讨论，特别是将它与他自己最主要的两个研究领域科技和城市放在一起讨论，但实际上，他无论是在媒介研究领域还是在传播学领域都不有被视为一个伟大的杰出的先驱者。至于城市研究，人们今天很容易忘记了在19世纪和20世纪大众传播与xxx之间的联系是多么密切。大众传播和城市化是大众社会研究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谈到技术，多伦多学派提出了一个看法，认为物质条件和技术手段（相对于制度和组织而言）限制了媒体的发展，但是后来，这些限制还延伸到所有的人造手段（不仅是媒介的传播）这一更宽泛的领域。这样一来，芒福德的技术理论就与主要的媒介理论变成一致的了。

芒福德当初可能仅仅是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研究媒介理论，但是他将媒介与生态联系在一起，这却是非常有前瞻性的。很多其他的媒介生态学家仅仅只是将生态学作为了一种隐喻，但芒福德却将人类生物学和科技学上的一些习惯转化为了研究过程中具体的、可行的方式。在他22岁的时候，芒福德为他的第一本城市发展生态学著作写了计划书：

芒福德的这本著作与其他的关于美国城市的书籍相比起来，有其独到之处。自1893年芝加哥展览会（chicago exposition）以来，美国城市文化的复兴已经产生了大量的关于美国社会的城市化、城市历史、城市指南等的研究，这些研究从各个方面反映了美国社会租金、税收、财政预算、宪章法案、教育和住房等诸多的社会问题。但是芒福德找到了一个“战略布局上被忽视的点”。还没有人“试图去创造性地描述市民与他们生活的环境”以及区域环境之间存在的问题（芒福德将其称之为生态历史[ecological history]）。（miller,1989, p.84）

虽然这本著作在芒福德正式出版第一本关于城市研究的著作之前的20年就已经出版了，但是其中提到的关于生态历史的观点,也对后来的科技生态学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将论述那些在芒福德的著述中出现的媒介生态理论的突出特点、他的科技组织理论、他对“王权机器”(megamachine)的批判以及他对社会生态学伦理问题的讨论。首先，我们将介绍一下芒福德的生平以及他的媒介生态理论。

芒福德生平及作品 　

刘易斯. 芒福德（lewis mumford），1895年出生于美国纽约皇后区的法拉圣（flushing, queens）。他的母亲埃尔韦拉（elvina）来自于一个德国新教的移民家庭，在刘易斯出生之前的12年，她与一个名为约翰. 芒福德（john mumford）的英国人结了婚。在这段婚姻结束以后，她仍然保留着他的姓。刘易斯的父亲刘易斯.马克（lewis mack），来自于一个受的德国犹太人家庭。但是埃尔韦拉和刘易斯的婚姻也如同前一段婚姻一样还是走向了离婚。埃尔韦拉在刘易斯的叔叔雅各布.马克（jacob mack）家里做帮佣，所以，在刘易斯. 芒福德的童年生活中，是雅各布.马克而不是刘易斯.马克作为他的法定监护人，并扮演了父亲的角色。不管这其中的关系是怎样复杂，刘易斯.芒福德出生于纽约的曼哈顿是确定无疑的。因此，他认为“纽约这个城市对我造成的影响要远比我的家庭深远和重大的多”（mumford，1982，p. 25）。他由一个小男孩逐渐成长为一个有抱负的作家，开始关注并记录下城市和世界正在发生的种种阵痛和变化。他成长的那个时代正是这样的一个时期：各种新的建筑样式、运输系统和传播体系不断涌现，不仅改变了城市的面貌,而且也对文化的各个方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他出生的那一年，马可尼发明了电报，卢米埃尔兄弟发明了照相机。1903年，当芒福德八岁的时候，怀特兄弟实现了人类梦寐以求的第一次成功飞行。一年以后，纽约市的地铁系统投入使用，亚瑟.科恩（arthur korn）将第一张图片从慕尼黑发到了纽伦堡。从幼年时代开始，芒福德就经常跟他的祖父在纽约的街头留连忘返，这个时候他总是将视角投向那些身边的人们，仔细观察纽约这个大城市,正在面临着种种巨大的冲击和转变。20世纪早期，人们由于高楼大厦、高速公路和一些新开发项目的建设而经常搬家。更富有戏剧性的是，一些新的邻居会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比如那些曼哈顿下东城地区的居民就是移民潮产生的结果。就像米勒（miller, 1989）的传记拥有充足的例证一样，芒福德在这段时期内的丰富的经历和观察,也证明了他对这个城市以及它的建筑、科技等充满了浓厚的兴趣。

从stuyvesant高中毕业以后，芒福德进入纽约城市学院的夜校就读。起初他想获得博士学位，但是后来在他还没有完成学士学位以前，他就再也不想被正式的学校课程所束缚了，他最终放弃了取得博士学位的想法。虽然后来他先后在社会研究学院 (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学习深造，但他依然通过自己的判断来形成对世界的看法。芒福德在纽约这个“城市图书馆”里度过了很长时间，他将那儿看作是一个长期学习的教堂，并广泛阅读了各个领域的研究。这多少可以解释为什么芒福德的思想和著述如同百科全书一样，具有很强的多学科交叉的特点。同样地，这种特点的出现也有可能是由于他没有形成一套单独的理论体系。

如果芒福德出生的这个城市本身就变成了他的课堂，那么他还需要一个父亲角色人的指点，这种需要在1915到1916年间他得到了。当时他第一次在帕特里克.戈德斯 （patrick geddes）的著述里接触到了有关城市规划方面的思想。戈德斯是一位苏格兰的生物学家，他的理论涉及到了植物学、生态学以及古生物学、社会学、人口统计学、经济学、人类学、宗教研究、城市学等等诸多领域。这位出生于1854年的戈德斯著述甚丰，包括《城市的发展》（geddes，1904）、《演化中的城市》（geddes，1915）等。但是戈德斯对芒福德最大的影响却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来实现和达到的:

如同苏格拉底一样，戈德斯主要应被看作是一位口语传教士，一位永不停息的宣讲者，他的语速极快，自言自语通常会被他的浓密的红色胡须遮掩住。他的著述杂乱而没有系统性，留下了很多没有完成的项目和课题。他的思想就如同火把溅出的火花。他的很多原创的思想都被后来者重拾起来，加以了更深入的研究，这是因为戈德斯既没有耐性，也没有掌握深入研究这些思想所需要的规律和原则。（miller，1989，p.52）戈德斯的思想在美国这片土壤里扎下了深深的根，很多20世纪早期的学者都对他表现出了敬仰和肯定：

在美国，他经常与约翰·杜威（john dewey）、珍·阿达姆斯（jane addams）和萨斯汀.维布伦(thorstein veblen)等人一起讨论问题。刘易斯·芒福德继承了他的衣钵，戈德斯的思想也在新形成的“美国区域计划协会”（regional planning association of america）中得到了体现，这份宪章的起草者还包括gifford pinchot, henry wright和stuart chase。在这些不同的学科派系中，戈德斯推动了公共电气系统和社区计划的。（carey, 1989，p.129）

对于芒福德而言，戈德斯的思想对他造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他对生物学、进化论和社会生态学这些学科的研究视角上:

戈德斯对生物学法则如何对人类文化研究产生启发作用进行了论述，这对芒福德的思想和著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托马斯. 赫胥黎（thomas huxley）的实验室接受了一个生物学家式的训练以后，戈德斯对于存在于人类和自然环境，比如植物、动物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戈德斯的“人类生态”的观念在芒福德历史研究方法的形成和他的兴趣范围的确定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实际上，芒福德认为戈德斯在“建立人类文化系统生态学的基础” 这一点上走在了其他哲学家的前面。（novak,1995,p.25）

人类生态学是一个由戈德斯首先提出的概念。这一概念常常被人们提及，包括那些芝加哥学派的著名人物。这一概念与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家罗伯特.e.帕克（robert e.park）、earness w . burgess以及roderick d.mckenzie等人的观点有着紧密的联系，但是戈德斯自己所做出的贡献却常常被忽视了（参见hawley，1986）。与其他学者观点的类似性使得戈德斯作为人类生态学始祖的地位显得不是那么明确，同样，芒福德作为媒介生态理论的奠基人也是如此。由于直接对英尼斯（innis）的作品产生了重大影响和对芝加哥学派产生的间接作用，戈德斯也通常被看作是纽约学派和多伦多学派之间的联系的桥梁。戈德斯的“人类生态学”理论包括科技发展的历史，同时他也是最早提出“电气技术”而具有革命性影响的学者之一，就是被凯里（carey,1989)称为“电子技术神话”（p.139）的东西。这一论题包含在芒福德早期的作品中（mumford，1934），并且成为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mcluhan,1964）一书的中心的主题。芒福德从戈德斯的下列观点中获益匪浅：“所谓的未来，可以说是社会思潮内的必然规律”（carey，1989, p.185）。换句话说，戈德斯是最早的未来学家。英尼斯还提出了一个观点，是戈德斯最早将口语文化（特别是对话和辩论）、价值和哲学思索界定为感性的和动态的科技文化的对立面文化（carey,1989,p.135）。戈德斯的思想包括对电气技术的论述，值得强调的是,媒介生态学的奠基人,是戈德斯(geddes)而不是芒福德(mumford)或英尼斯(innis) [2]。

谈到戈德斯对芒福德的影响，novak(1995)将其总结为三个方面。首先是戈德斯的生态学观点。其次是各学科间的交叉融合和形成思想和学术的一般规律，这些体现在他的城市规划中。第三是戈德斯对待知识的积极态度：他认为学者应该将他们所研究的东西应用到实践中，并以此来提高生活的质量。这个观点很好地解释了芒福德为何要积极倡导区域生态学说，将其作为“美国区域计划协会” 的基础（luccarelli,1995）。这也可以解释芒福德与罗伯特.摩西（robert moses）这个纽约市的长之间发生的,几乎长达半个世纪的公开辩论，后者主持修建的高速公路、公共公园以及其他的很多建筑设施,极大地改变了纽约市的城市面貌（caro,1975）。

但是，戈德斯并不是唯一对芒福德产生影响的人。另一个对芒福德的学术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的学者是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维布伦（thorstein veblen）[3] 。根据米勒 （miller, 1989）撰写的芒福德的传记，“芒福德以极大的热情阅读了他的所有著作，发现他在这一点上与戈德斯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即他拒绝‘辨别那些没有缺点的特征，在他所从事的专业研究领域之内，这些特征不利于激发产生灵感’。维布伦是一个语言学家、社会学家、人种学者、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民俗学者和经济学家”（p.109）。芒福德最初在纽约城市学院读到的《有闲阶级理论》（veblen,1899）一书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后来维布伦其他一些不太知名的作品也对他思想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维布伦对资本主义持批判态度，并对和主义进行了研究，这些都深深地吸引了芒福德,并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一定的体现（mumford,1934,1967,1970）。芒福德在社会研究学院(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选修了维布伦开的一门课，后来当他于1919年在《the dial》杂志社工作的时候，他与维布伦和杜威 （dewey）等人成为了同事。

在找到这个工作以前，芒福德在海军服役了一年，在那段时间里，他被分配到马萨诸塞州的位于剑桥的广播培训学校。《the dial》出版之后的一年，他在《sociological review》从事编辑工作。20世纪20年代，芒福德将研究的兴趣点集中在美国的知识分子层面，出版了四本著作：《乌托邦的故事》（mumford,1922）、他的第一本建筑方面的书《柱子和石头》（mumford,1924）、《黄金时代》（mumford,1926）和《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 (mumford, 1929)。在这个时期，他还建立了“美国区域计划协会”，并通过这一计划参加了纽约皇后区的阳光公园计划和新泽西州的绿色草坪计划。20年代末，芒福德应邀到dartmouth大学做访问学者，参与了他们《new yorker》杂志的编辑工作，并于1931年出版了《褐色年代》一书。1934年是值得一提的一年;那一年，芒福德进入了纽约的门工作，并出版了他对生命复兴持乐观态度的系列丛书中的第一本书：《科技与文明》（mumford, 1934）。1938年他又出版了《城市文化》一书。

在美国卷入二战以前的几年里，芒福德是积极提倡美国参战的人员之一，为此，他失去了很多珍贵的朋友，包括与孤立主义者, 著名的建筑大师弗兰克. 劳埃德.瑞特（frank lloyd wright）的友谊。这场战争也夺去了他唯一的儿子geddes; 他在1944年在意大利的一场战役中牺牲了年轻的生命。在此后的几年里，芒福德对军权的批判态度变的强烈。二战期间，他出版了《人类必须行动》(mumford,1939)、《生活的信念》(mumford,1940)和《从建筑来看南部》(mumford,1941)等书。他的生命复兴系列丛书的第三本书《人类的状态》(mumford,1944）也出版了，同时还出版了《城市的发展》(mumford,1945）一书。在这段时期，他还进入斯坦福大学担任人类学学院的院长。

战后日子里对芒福德来说无疑是多事之秋，他参加了反对发展原子能武器的运动。并和罗伯特.摩西(robert moses)展开了被称为“20世纪重要的城市政策辩论”（miller,1984,p.477;caro,1975）。1951年，他到宾夕法尼亚大学作访问学者，1957年他到马萨诸塞州的科技部门工作，并继续出版了下列书籍：《生存的价值》(mumford,1946)、他儿子的传记《绿色的记忆》(mumford,1947)、生命复兴系列丛书的最后一本《生命的操守》(mumford,1951)、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系列丛书之一的《艺术与技术》(mumford,1952)、《以心智健全的名义》(mumford,1954)、《从头做起》(mumford,1956a)、《人类的变化》(mumford,1956b)、获得全国图书大奖的 《历史上的城市》(mumford,1961)、《高速公路与城市》(mumford,1963)等等。

六十年代，他参加了反战运动，并获得了总统自由勋章。六十年代末，他完成了关于科技史和文化史的两部作品：，《机器的神话（第一卷）：技术与人类发展》（mumford，1967）和《机器的神话（第二卷）：权力的五边形》（(mumford,1968)。他晚年的作品包括一部合集《解译和预言》(mumford,1972)、三部自传《发现和保存》,《我的工作和过的日子》my works and days (1979) 和《生命的素描》(mumford,1982)。他生命中的最后二十年也充满了庆祝、荣誉和奖章，包括1972年获得的全国文学奖和1986年的全国艺术奖。刘易斯芒.福德死于1990年，终年94岁，他的一生辉煌而灿烂。

芒福德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技时代史学

将历史划分为某些阶段或时期的做法并不新鲜，但是芒福德划分人类历史的依据与众不同，他的标准不是统治者或朝代，不是战争或历史的曲折，也不是思想或时代思潮，而是科技及其发展。在《科技与文明》这本书中，芒福德（mumford，1934）不仅仅为读者提供了一部科技发明的历史;更重要的，他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基于机器或基于他的“复杂综合的”（p.12）科技历史和一套“科技时代史学“ （epochal historiography of technology）。同时，芒福德也接受了他的老师戈德斯（geddes）的学术思想。戈德斯将古生物学作为一种参考范本，尤其是在旧石器时代早期和晚期的一些概念上，他提出了“前工业时代”这一名称；与蒸汽时代相对应，戈德斯提出了“旧科技时代”的概念；与以电力的广泛运用为标志的工业时代末期相对应，他又提出了“新科技时代”的概念。在这些概念的基础上，芒福德又添加了第三个时期，但是他将关注的重点由工业化转到了机械化上。他将机器和机器文明的发展划分为“三个连续的但是也互相交叉贯穿的时期”（mumford，1934，p.109）：前科技时代（the eotechnic phase）（约公元前1000年——1750年）、旧科技时代（the paleotechnic phase）（1750年以后）和新科技时代（the neotechnic phase）（20世纪——）。以下是芒福德对这三个时期的论述：

每个的阶段的名称都是有特殊含义的，每个阶段都有他们特定的资源和稀有的原材料，有他们特定的利用和产生能量的方式，以及特定的生产方式。最后，每个阶段也有不同种类的工人、不同的培训工人的方式，发展他们某些方面的技能而抑制其他方面的发展，每个阶段也在不同的方面利用和进一步发展社会遗产。（mumford,1943,p.109-110）

从能量和物质属性两个方面着眼，芒福德将“前科技时代”称为水和木头的综合体，将“旧科技时代”称为煤和铁的综合体，将“新科技时代”称为电和合金的综合体 (mumford，1934，p.110)。区分这三个阶段的标准之一就是他们各自的能量、资源、原材料、生产方式等对自然环境（随即对人类生态）的改造程度。水、风和树木——这些前科技时代的标志物——是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在这个时期，人类的经济活动主要集中在水和风怎样能够给人类带来最大的便利、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比如如何通过水路来运送货物以及在什么样的地形条件下修筑河道比较合适等等。结果，人类通常就会在那些自然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定居下来，从而形成一个又一个的地区。与此相反的是，旧科技时代的煤和铁是不可再生资源，他们的开采和利用（比如掠夺性的采矿）带来了很多的生态问题。这个时期的重工业与采矿业紧密联系在一起，而芒福德则将采矿称为是对自然环境的最野蛮的破坏行为，同时，紧邻河道、运河从而带来了便利的交通条件的地区也在这个时期变得非常重要。在《科技与文明》,芒福德 (mumford，1934）谨慎地对新科技时代的发展潜力给予了乐观肯定的态度，特别是电力的广泛运用彻底地改变了旧科技时代。他认为旧科技时代与新科技时代的区别就像“黑和白的区别”（p.212）一样明显。作为一种相对便宜和污染少的能源和一种非劳动密集型的劳动方式，芒福德相信电力如果能够摆脱资本主义的垄断和控制的话，将会达到一种生态上的平衡效果。但是，后来当他认识到新技术依然支持甚至进一步强化着集权的权利时，当他发现石油和原子能这些对环境具有明显破坏作用的物质被用来作为发电的能源时，这个观点被他自己否定了（mumford, 1967, 1970）。

区分这三个阶段的另一个重要方法就是看它们各自对人类生活和文化所造成的影响。木头作为一种相对原始的资源具有一定的灵活便利性，前科技时代的工匠们能够很熟练地使用那些以它们为原料做成的工具，因此他们的技艺变得相当的纯熟和具有专有性。同时，在生产的过程中，与后来的那些整天与机器打交道的产业工人相比，他们的工作也具有更多的创造性、多功能性和自主性。与此相反的是，旧科技时代以量化、机械化以及最终的工业化作为自己的特征。煤和蒸气这些新能源的使用使工业中心由艺人和手工业者的店铺转移到了重工业的工厂，因此产生了社会和经济上的新阶层和权利精英人物。同时，工厂里的工人也发生了蜕变，成为了专业分工时代的机器上的人力部件而已。在旧科技时代，人类的生活完全由机器来设计。而到了新科技时代，芒福德（mumford , 1934）认为旧科技时代的机械化、无组织性和非人性化的特征都将得到改变，他在书中写到，电力将作为一种新的能源，他的使用将使机器按照人类的生活来设计、为人类服务，而不是相反。但是，他这种早期的乐观态度随着二战的到来也消失了。

今天，芒福德对于科技历史阐述上的细节已经要比1934年的时候更为人熟悉和接受，但是他所取得的突出成就使他在将技术看作社会发展主要推动力的人类历史上占有极高的地位。如同kuhns（1971）所提到的那样：与他后来的其他媒介生态学家一样，芒福德不仅仅是从内部的结构来给机器下定义，而是从它所产生的外部影响出发来思考这一问题。因此，文明的不同阶段实际上是不同的影响和效果，而技术本身只是导致这些影响和效果的原因。他的工作为后来的科技研究竖起了一个里程碑，例如：giedion（1948）的mechanization takes command、 ellul（1964）的《科技化的社会》、bolter（1984）的《turing人》、beniger（1986）的《控制的革命》和波兹曼的《科技垄断》(postman,1992）。在《科技垄断》中，波兹曼提出了三个技术时期：使用工具时期、技术统治时期和技术垄断时期，这种提法与芒福德的始科技时代、旧科技时代和新科技时代或多或少有着相似之处。

英尼斯（innis）同样也受到了戈德斯（geddes）和芒福德的影响。在《帝国和传播》和《传播的偏倚》这两本书中，英尼斯 (innis, 1950, 1951)将着重点放在传播媒介而不是能源和原材料上。但是，不管是在英尼斯还是在芒福德的思想里，媒介环境的概念都已经产生并明确了。在下面这些学者的著作中，这一概念也得到了体现：mcluhan (1951, 1962, 1964) 、mcluhan和parker (1969）、havelock（1963, 1976, 1978, 1986）、ong（1967, 1977, 1982）、goody（1977，1986，1987）、 postman （1979, 1982, 1985）、eisenstein（1980）、meyrowitz（1985）、levinson（1988, 1997）等等。

芒福德的不足之处在于没有将传播媒介单独挑选出来，或者说是没有从根本上分离出一种特定的技术，这是他在树立自己独特性方面的失败，同时也没有建立起一套关于科技发展的系统理论。同时，这一不足也使他的作品多多少少缺乏了点吸引力，至少没有其他一些强调特定变革所带来的革命性影响的媒介生态学家的作品吸引人。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夸张地强调一下技术的决定性作用的话，就会发现高度受人关注的媒介和技术革命通常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虽然芒福德有时候会与技术决定论之间产生一些错误的联系，但他根本上还是一个非决定论者，他认为如果技术失去控制的话，那仅仅是由于它们自然的发展就应该是这样。他强调生态的动态平衡和渐进的演化和变革，如同kuhns说指出的：“芒福德将技术看作一种在很大允许范围内的改进手段……他的三个科技发展阶段的论述对于强调稳定之中的变化的重要性作用不大”（p. 29）。什么叫做“稳定”呢？kuhns（1971）认为就是人性自身:

人文主义的视角既是芒福德的成功之处，也是他的失败之处。通过强调稳定而不是变化，他揭示了技术变革的本质和规律，就如同大面积的地层的变化只是在地表上的改变而已，本身的位置并没有改变，地表下面的岩石也还是以前的岩石。芒福德建议人们用不变的定律来对抗环境变化的多样性。但是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不注意地将矛头指向了机器。虽然如此，这仍然应该是对待人类和技术的基本态度：不管环境怎样改变，人类仍然保持着基本的相同。芒福德反对完全的改变，反对技术能够真正彻底地改变人类，反对技术能够影响到人类这个物种。因此，一些关于物种的技术和文化层面上的演化的文章也出现在芒福德的作品中。

按照kuhus（1971）的说法, 上面所提到的可算是的理论的不足之处？但是凯里（carey, 1997）的观点却不是这样，他认为这使芒福德成为一个比麦克卢汉更好的学者和更出色的文化理论家。

芒福德的有机科技论（techno-organici）

科技和生物学的融合在后现代文化（bukatman,1993；gray,1995；haraway,1991）中既是作为一个科学问题也是作为一个美学问题提出来的，当芒福德还没有使用“科技有机”（techno-organic）这个专门的概念时，这个观点本身已经通过各种其他的方式在他的思想中出现了。对芒福德而言，科技和生物之间的分离是人为的，是机械化和工业化的结果。在《艺术与技术》这本书中, 芒福德 (mumford, 1952）提到了科技和生物之间的紧密联系：“人类的技术发明与其他生物的有组织活动之间存在着很多的类似之处：蜜蜂按照工程学的原理来筑巢，电鳗能够产生电压很高的电击，蝙蝠早在人类之前就懂得使用它们的雷达在夜间飞行”（p.17）。在这里，他揭示了科技和生物有机力量之间的关联性，但是在《技术和人类发展》这本书中, 他 (mumford, 1967）表达了一种更深层的观点，认为科技是有机现象和力量的一个部分：

在对技术的众多定义中，很明显的一点是很多昆虫、鸟类和哺乳动物都要比智人之前的人类的祖先制造容器、工具的能力要强，比如它们的复杂精致的鸟巢和凉亭、蜜蜂的几何形状的蜂巢、如同一个城市那样复杂的白蚁窝。总之一句话，如果仅仅把技术作为判断智力水平的标志的话，人类与其他的物种相比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落伍者。这一理解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在语言符号、视觉图案以及社会范围内的传播出现以前，人类制造工具的能力简直不值一提。从这个角度来说，人类的大脑而不仅仅是手才是人类与其他物种相区别的主要特征，大脑也不能仅仅被看作是手的产品，因为大脑已经在如老鼠这一类没有灵活手指的四脚动物身上就得到了充分的发展（p. 5）。

借用了mead、cassirer、langer和huizinga这几位学者的观点，芒福德认为使人类区别于其他物种的不是工具、工业或劳动，而是语言、艺术和游戏，甚至艺术和技术之间的区别和对立也是人为的：

技术从来没有将我们的时代从每个人被功能化了的大文化中分离出来，有一个典型的希腊词语“tekhne”就很明确地表明了在工业生产和象征性艺术之间不存在什么区别；因为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都是不可分割的……在最初的阶段，技术是生活的中心，而不是工作的中心或权力的中心。在其他的生态学综合体中，各种不同的人类兴趣和目的、不同的组织需要限制了单个成员的全面发展。（mumford, 1967，p. 9）

芒福德描述了一种在有机力量、美学和技术的之间存在的平衡状态，但是这一平衡在后来过分强调自动化机器和蒸气动力以后就被打破了。如同他的前辈戈德斯（geddes）一样，芒福德在最初也被凯里（carey, 1989）所描述的电力的神话所吸引了，认为新科技时代能够改变旧科技时代的种种偏差，从而带来一种全新的生活：

每个部门的有机力量复苏消弱了纯粹的机械的力量，生活以前是为小提琴家付费，现在则是为了享受小提琴的旋律……现代技术的标志是器官替代了机械、人工所带来的生活。就技术本身而言，在很多部门都得到了改变：我们重新回到了有机的道路上：在所有的情况下，我们都不再把机械看作是无所不包的和充分的（mumford, 1934，pp. 371-372）。

技术转变这一话题应该是麦克卢汉（mcluhan）很熟悉的，但是芒福德（mumford , 1934）抓住了它，麦克卢汉却忽略了。涉及到领域，就应该建议用系统的有机观念来代替机器观念。像那个时候的其他理论，比如被认为是科学的苏联的主义、德国的国家一样，芒福德提出的社会理论是有机科技论的基础。芒福德的人类既与整个的极权主义系统相抵触，对资本主义来说也是多余之物，但是它却很有意思地指出了20世纪早期的有机思想。

凯里（carey, 1997）从很多方面论述了早期芒福德对麦克卢汉有机科技论的先人一着：包括技术是生物意义上的延伸、媒介是人的感觉器官的延伸、它们能够改变思想、媒介即讯息、印刷媒介在西方的工业化进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芒福德夸大了机器的作用，认为媒介应该只起到第二位的作用），以及电的使用带来了有机协调性以及生态环境的平衡等等。如同麦克卢汉以及其他的媒介生态学家将媒介看作一个不可见的环境一样，芒福德 (mumford, 1961) 在《历史上的城市》这本书中也提出了信息传播系统组成了一个“看不见的城市”（pp. 563-567）。麦克卢汉对芒福德的作品给予了极大的肯定、对电力时代的到来表示了欢迎，并由的角度转移到了芒福德这边。接着，芒福德逐渐对新科技时代的现实产生了批判的态度，这可以在他后来的《机器的神话》(mumford, 1967, 1970) [4] 中看到。自然而然地，他对当代技术的批判也包括了对麦克卢汉的尖锐批评（mumford，1970）芒福德的有机科技论在总体和局部上都包含了部分系统理论（nystrom，1973）的观点。从戈德斯 (geddes)那里，他继承了一种对技术、文化和城市的全面的生态学视角：“早在san uts创造出这个词汇以前，戈德斯就实践了目前我们称之为整体论的东西，认为离开了它所发生作用的那个整体环境，没有一样生物组织能够被理解，这也是他留给刘易斯. 芒福德这位美国整体论思想的领袖人物”(miller, 1989, p. 54）。同时，就像系统论所提到的那样：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现象是部分之间相互作用而产生的结果。芒福德（mumford , 1934）提出了“技术合并论”的思想（p. 107）。然而，控制论却是将其研究的重点放在如何通过传播和反馈来达到控制的目的，芒福德（mumford , 1934）就写了时钟作为一种机器具有控制和协调人类活动机制的文章，然而，系统论还包括系统和他的环境相分离的观点，芒福德（mumford, 1961，1967）强调了容器（container）技术的观点。与工具和武器这些人类的延伸不同，容器技术是经常被忽视的一种技术形式，这可以在芒福德对女性器官延伸的论述中得到体现：

对于妇女而言，柔软的内在器官是她生命的中心，不管是幼儿还是成人，她的手和脚的运动能力都要比屈伸和拥抱的能力差。下面这些部位是她性状特征比较明显的地方：口、液囊、嘴巴、外阴、、、子宫等等。在母系氏族社会，新石器时代已经是一个拥有“容器”（container）工具的显赫时代：除了沟渠、村庄这些巨大的“容器”以外，这个时代还有石器、陶器、花瓶、广口瓶、缸、蓄水池、箱柜、谷仓、壳仓、房子等等这样一些“容器”。但是这一时代所具有的独特性和显著性却被现代那些过分强调机械意义上的科技进步的学者们忽视了。(mumford, 1961, pp. 15-16)

工具、武器和机器都是男性文化的符号，有机体和生物学意义上的繁殖则是女性文化的特征，同时也是“容器”、建筑和城市的特征。芒福德（mumford, 1961）将城市看作是“母性的拥抱”（maternal enclosure）、“容器的容器”（a container of container）（p. 16）或者“准容器”（metacontainer）（参看strate, 1996）。而且，与媒介是人的延伸这一观点不同，技术即容器的观点与媒介环境和技术系统这些观点的联系更加紧密 (参看 eastham, 1990)。

芒福德对“王权机器”（megamachine）的批判

就像上面所提到的，在《科技和文明》这本书中，芒福德（mumford, 1934）在机械论思想和有机论思想之间建立了一种对立的关系。半个多世纪以后，波兹曼(postman, 1992)写道：“在每一件工具里都隐藏了一个上的偏倚和它的独特价值观和世界观; 因此，它会引导我们去片面使用我们的机能、感官和情操(p. 13) 。换句话说，所有技术都不是中立的。将各项技术联系在一起是一种组织论的原则、思想和途径。就像postman所指出的，对于单个的技术而言这是正确的，但是它同时也适用于“机器”和“整个的技术综合体系”（mumford，1934，p. 12）。机械论思想建立在指令、控制、效率和能量的基础之上（mumford, 1934, 1936）。相反，有机论思想则根源于生命、生存和繁殖。如果用麦克卢汉（1964）的说法来的话，就应该是机械论思想是有机论思想的延伸，一种最终切除了它所延伸的事物的延伸，或走向了它的反面，如同芒福德所论述的:

机器往往是无机物质的综合体,用来传输能量、开展工作、增大人体的机能和感觉能力，并将要完成的任务简化为可计算的指令和规范化的进程。但是机器的发展已经超越了这个阶段。在使用人体的某一器官来作为工具的进程中，自动化(automation)是最后的一步。发明并使用工具的目的,是为了用增强和保持人体器官的劳动能力这样一种方式,来改造世界，既是为了增强那些非手臂器官的能力，也是为了产生出获得平衡力和保证生存的有利条件。(mumford, 1934, pp. 9-10)

有机科思想演变为机械论思想的程度到底如何呢？或者说，有机科技论论在什么时候变成了科技－机械论？芒福德最初的时候将其源头追溯到了中世纪，但后来他又提前到了古代和史前时期。在《历史上的城市》这本书中, 机械论思想的源头与城市文化的产生联系在了一起：

自然的巨大力量在人类意识的指导之下：如同成千上万的人在一部指令器的控制下开展工作一样：修筑灌溉用的水渠、运河、城墙、神塔、寺庙、宫殿、金字塔等等。如同一种强大的神秘力量突然出现一样，机械也被发明了：考古学家们长期以来并没有注意到这些，因为它们综合人体的本质已经被拆分了。(mumford，1961, p. 34）

芒福德对机器产生源头的观点建立在他将机器定义为效果而不是形式（kuhns, 1971）这一基础之上。最早的机器就是人本身，一种新的人类生态环境使内在的思想而不是必须的物质成为可能。芒福德（mumford, 1967, 1970）在他的两部《机器的神话》系列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思想。在这两本书中，就像米勒所总结的，“芒福德提出了他复杂、独特的关于人类产生和技术进步的理论学说，并做出了可能是他的最有争议性的结论：现代的霸权国家实际上仅仅只是古代政军系统的升级和放大了的翻版而已,他称之为“王权机器”;“王权机器”是一部完全由人组成的劳动机器,去修筑埃及法老王的金字塔”（miller, 1986, p. 301）。在任何年代，修筑金字塔都需要成千上万的人，都需要对这些人力劳动者进行协调和控制，就像芒福德指出的：

最困难的事情就是将一群松散的人群组织为能够按照要求运作的机器。这些人来自于不同的家庭、社区和不同的家庭中的位置，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和他们自己的回忆。而机器控制的秘诀在于拥有单一的想法，这样才能有利于组织者形成明确的目标。同时，机器控制的秘诀也在于能够通过一系列的媒介之间的交互来传达讯息，以保证这些讯息能够达到哪怕是最小的组成单元那里。讯息的精确复制和绝对一致也是最基本的要素之一。（mumford, 1967, pp.191-192）

要达到一致就需要一些强制性的力量，比如武器。因此，军事力量不仅构成了这种人类机器的形式，“军队机器”（mumford，1967，p. 188）,也对建立和维持其他“劳动机器”（p. 188）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机械论思想同样也需要机器语言和一套传播系统，在这套传播系统中，军队和劳动机器上的人这个部件能够作为的单元与时间和空间分隔开，这就是为什么机器、城市和文明的起源与革新系统之间有着紧密联系的原因：如果这台王权机器运转和完成任务、协作需要一项发明的话，那么这项发明就是文字。这种将口头语言转化为可视的符号的方法不仅使在整个系统内大范围传播成为可能，而且也产生了记载的概念。记载和文字的出现都是源于大范围控制这一需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最早的文字并不是为了传播思想、宗教或者其他，而是为了保留和记录下有关谷物、牲畜、陶器、建筑物、贮存和开支的情况，这一点也就不足为奇了。(mumford, 1967, p. 192)

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字也是一种“容器”（container）技术，一种不仅能够贮存物质，同时也能够贮存信息、思想的“容器”技术。接着，“容器的容器”（a container of container）也就出现了，城市就是最早的代表之一（参看strate, 1996）。这部人类的机器也需要再具备这样的一些发明，比如数学、天文学、文学以及历史，最后，还有由于对宇宙未知而产生的宗教思想、赋予国王这个天国的儿子以至高无上权力的思想”（参看miller，1989，p. 522）等等。通过王室和皇权的引导，权力和知识的垄断者得以在高墙之内形成（mumford，1961）。作为权力和控制的中心，王室的高墙大院是权力的来源。由于每台机器都有一个发明者，因此芒福德（mumford, 1967）将国王定义为人类机器的发明者：

在将无上的权力和王权定义为既是神话又是职能部门的过程中，我遗漏了一个深入考察的相当重要的方面，一个最伟大的同时也是影响最深远的贡献——原型机器（archetypical machine）的发明。虽然强调的重点逐渐由人类的运转转移到了更实际、可见的机器部件上，但这项伟大的发明仍然被证明实际上为以后的复杂机器提供了模本，它是最早的工作模式之一。王权的独一无二的功能在于将人类的力量组合到一起，并制订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范围内开展工作的组织行为规则（p.188）。

芒福德也提出了人类或原型机器（human 或 archetypal machine）的概念，他使用了“看不见的机器”（invisible machine）这个词语，并指出“所有的组成部分：、经济、军队、、王权必须包括在……这部机器之中，也就是这部‘王权机器’（megamachine）”（pp.188-189）。既然“王权机器”是原型机器或者其他一切机器的模本，那么它也适用于媒介机器。

在《科技和文明》，芒福德（mumford, 1934）认为机器是随着十二、十三世纪僧侣统治时代钟表的发明而出现的，从王权机器这个更广的视角来看，我们能够发现在机械论思想传播扩散的过程中，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根据芒福德的，机器钟表的发明在一定程度上源于有规律保持僧侣阶层的行为规则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更好地发号施令。根据芒福德（mumford, 1934）的观点：“僧侣们将一天划分为七个时段，七世纪的时候，罗马教皇萨比尼安的史书上也有一天24小时内敲七次钟的记录。这些一天之中的明显标志被称为‘规范性小时’（the canonical hours），目的在于保持和记录内容以及保证有规律的重复”（p.13）。

机械钟表的发明被认为是一种能保留和记录下“规范性小时”（the canonical hours）的符号，从根本上说，它使人类在权力的高墙之内从事着有规律的活动，保持规律性、秩序和控制的需求和必要是机械钟表出现的内在动因。芒福德（mumford, 1934）还发现，僧侣统治阶层的出现“有助于给人类这个工厂带来有规律的选择性指令和运作的原则。因为时钟不仅仅是一种计时的手段，更是一种规范人类行为的手段”（pp. 13-14）。时间的概念曾经一度与有机科技论思想联系在一起，曾经是一种不可能有任何明确界定和形状的主观的人类经验，曾经是一种稳定的环境，但是后来时间的概念却被重新定义，以使之符合机械论思想的要求。时钟由于能够准确地计量小时、分钟和秒，因而“将时间从人类的活动中分离出来并帮助创造了一种用数字计量的世界里的信仰：科学的序列世界”（mumford，1934，p. 15）。

当时钟穿透了僧侣统治阶层的围墙，它的思想传播扩散到了整个社会：“时钟的有规律的敲击为工人和商人们带来了一种新的有规律的生活。钟楼的敲击声几乎就是城市存在的证明。遵守时间逐渐过渡到按时间服务、时间的计算和时间的分配”（mumford，1934，p. 14）。与1760年蒸气机的发明带来了资本主义时代这一被广泛接受的观点不同，与媒介生态学家英尼斯（innis, 1950，1951）和麦克卢汉（mcluhan, 1962，1964）以及伊丽莎白·埃森斯坦(eisenstein, 1980）等人的1450年印刷时代的到来产生了大规模生产和消费的观点也不同，芒福德（mumford, 1934）认为资本主义是机械钟表的催生者，他的描述如下：

一种新的内含动力源泉和传输机制的能源机器,能够保证能量在工作的过程中稳定地流动，能使日常生产成为可能并保证能生产出标准化的产品。由于时钟能够决定能量的大小、能够实现标准化和自动化、能够生产出它自己的独特产品，因此时钟被认为是现代技术的预言者：在每个时期它都处于领导者的位置，做出了其他机器望尘莫及的成绩和贡献（pp.14-15）。

机械钟表是机械化、工业化和资本主义时代,即旧科技时代的“标志性科技”（bolter，1984）。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机械论思想开始广泛传播、逐渐被接受并开始代替了有机论思想。如同米勒（miller, 1986）提到的：“在一个强调组织、规律、标准化和控制的思想框架内，主观、猜测和感觉都是没有立足之地的。按照芒福德的观点，这种对有机思想的否定使西方国家在机器面前投降了，他们将发明、其他文化——比如灿烂的中国文化——中的带有机械性质的发明都转化为了他们所说的‘机器’”（p. 300）。

改变了早期的他在《科技与文明》中所表达的那种对重新采用有机思想论的乐观态度之后, 芒福德 (mumford，1934）逐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电力和其他20世纪的技术实际上加强和延伸了机械化思想，给了古老的王权机器的观点以新的解释:

最新的王权机器的出现,实际上应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集权主义的出现; 它最先出现在苏联、意大利等国家。……新形式的和主义专政建立了一党的体制，这种体制的基础是一部分革命小团体的自我任命，被一个古代国王的新化身领导着，所不同的是，这个“国王”不再是由上帝赋予权力，而是像拿破仑一样自我加冕，这样的“国王”有：残忍的者、恶魔的使者、血腥的暴君。他们宣布自己拥有无限的权力，可以不通过法律程序而任意地实施逮捕。(mumford, 1970, p. 244) 与金字塔时代的先驱者们一样，现代的王权机器仍然强调指令、控制、效率和能量。通过将人类和人工的部分联系在一起，现代的王权机器也仍然依靠传播技术来达到有效运转的目的：

虽然古代的王权机器在没有文字这一发明的情况下也可以运转，但是早期的集权主义政体将由于传播的低速和无效而一次次倒塌；实际上古代王权机器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水路和陆路对传播产生的促进作用，信使和快马、奴隶拉纤的驳船，这些都对古代的传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电报发明以后，紧接着是电话和广播，这些都使远距离传输的限制条件得到了消除。现在，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够与其他的任何地方产生即时的交流，即使是图像的传输也只需要很短的滞后时间。人类的传播速度正在以一种匀速加速运动的方式向前发展着……能量、速度和控制成为任何时代君主的主要标志：消除这些领域里的自然限制因素成为构成古代和现代的王权机器的常规课题（mumford，1970，pp. 258－259）。

在这一部分中，我们可以看到芒福德最终在多大程度上把英尼斯、麦克卢汉以及埃吕尔 (ellul)的观念和学识融入到他自己的技术生态（ecology of technics）里。同时，芒福德也对军事强权进行了研究，并撰写了《权力的五边形》(mumford, 1970) 一书，作为《机器的神化》的续篇。他最为关注的是军事技术，特别是核武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促使一个军事工业的王权机器在美国得以形成，这个巨大的军工机器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同时又是依靠组织人（organization man）进行运转。芒福德（mumford, 1970）甚至认为金字塔的建造与太空计划无甚差别，他认为在坟墓中的木乃伊与在宇航服中的宇航员十分相似，因为人们在这两种情况下的目的,都是把少数被选出来的人送入他们所认为的天堂。从这方面来讲，与神圣的王权相似的事物又得到了复兴。正如芒福德指出的那样，古代与现代的王权机器最为重要共同特征,是“联结并且隐藏在古代和现代王权机器之下的,是为了加强权力的规模与扩大控制范围，而毫不估计生命的需要与意义”（p. 260）。芒福德在他的一生中时时刻刻都在反抗着这种。

芒福德的生态伦理观念

最后，我们有必要对芒福德的著述和生活中的生态伦理观念进行考查。芒福德认为人们时刻都要承担自己的责任，即使在“王权机器”面前也是如此，也许在这种情况下尤其应该如此。如果科技的发展像脱轨的火车头那样失去了控制，那我们就必须想方设法返回司机的座位，重新把它纳入正轨。伦理意味着与整个世界相联系，芒福德从来就不是那种呆在象牙塔中的，双耳不闻窗外事的学者。相反，他是一个参与公众事务的知识分子，当王权机器运转的时候，他不会置若罔闻，而是立场坚定地组织反抗。

芒福德是一个理性与计划的拥护者，这在今天看来似乎是离奇有趣的现代主义，而不是愤世嫉俗的后现代主义。勿庸置疑，用理性、富有逻辑的观念来认识这个世界与现代技术与机器（the ideology of the machine）的扩散传播密切相联，但是芒福德看到人们对权力有一种非理性的渴求，而利益正是这种渴求的核心。权力的非理性,通过战争与环境的恶化把人们推入孤僻、灭绝人性和毁灭的边缘，芒福德认为，面对这种情况，唯一的办法就是人们有意识的用理性的思考来指导自己的行动。从戈德斯那里，他学会了通过计划和运用逻辑来策划一种更加稳定、更为持久的、更加平衡的生活方式。这使得芒福德成为启蒙伦理学（enlightenment ethics）的领军人物，直到后来波兹曼（postman，1985，1992，1999；参见strate，1994）承袭了他的位置。

然而，仅仅依靠理性是不够的。对于城市发展，芒福德认为除了计划之外，地方分权也是必要的。这意味着我们要反对那种建立巨大都市的主张，限制城市社区的规模，同时要求他们与本地的环境协调共存。生态伦理暗含着一种协调、平衡和比例均衡的观念。芒福德的恢复有机的主张是一种把生命和生命的要求——也就是生存，繁衍和乐趣——放在首要位置的观念。世俗的和感官的事物,与艺术和爱情,都是这种的组成部分。从芒福德的伦理观念来看，人们被常规的道德观念毫无必要地束缚着。

最后，芒福德认为，有机的生活可以拯救人类， 即使面对的是庞大机器及其大规模技术：

目前，有机的模式（model）已经渗透到所有的人类的活动之中……它使机械化避免了很多的尴尬，就像淳朴的村社风俗和传统、甚至是更为久远的动物式的忠诚,经常使得那些严厉而又全面的法律条文失效一样……只有那些与直接从生命器官和生命组织（生态系统）得来的模式相迥异的生存模式,才会使大规模技术进一步失控并且使人类文化解体。这种新的模式将会及时地用生物科技代替大规模科技，这将是从权力到富裕（plenitude）的第一步。一旦一幅有机世界的图景成为主流，富裕经济的目的将不再是使人类的功能与机器相适应，而是进一步发展人类所拥有的自我实现和自我超越的无穷潜力。(mumford, 1970, p. 395)

芒福德对于有机科技(techno－organic）未来的希望与憧憬并不是要消灭所有的机器，而是使这些机器重新回到人们的掌控之中，使这些机器进入一种有机和谐与生态平衡的状态。在这个未来里，进步将是无限的，所有的进步都是根据人类的情况发展，而不是一种科技的扩张。在这个未来里，修建的房子适合所有人居住，生态环境适合所有人的发展，人们永远不会被当成是机器的零件。

注释：

[1] 昆斯kuhns（1971）没有使用“媒介生态”这个词，但是他所指的确实是媒介环境和信息生态。

[2]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指出，对于创始人的甄别，如果不是基于要神化的需要的话，往往是基于文化的需要，而不是逻辑上的必然要求（参见kirk，1983）。知识史是一种交互文本的实践，这种交互文本总是具有相关性的，它在本质上排斥着封闭性。例如，戈德斯受到了王子petr kropotkin的著作的影响。

[3] 维布伦（veblen）对英尼斯（innis）的也有很大的影响（stamps，1995）; 维布伦使英尼斯成为另一位多伦多学派与纽约学派的知识联结者。

[4] 凯里(carey, 1997）指出，芒福德关于电力科技的立场变动与麦克卢汉在《机械的新娘》（mcluhan，1951）与《理解媒介》（mcluhan，1964）中立场的变动相反。波兹曼postman从《教学是颠覆性的活动》(postman & weingartner, 1969）到《教学是保存性的活动》(postman，1979）的转变与芒福德的转变相似，他们早期的作品像麦克卢汉那样对电子媒介大加赞扬，而后期的著述则对电视对文化与认识的作用颇具批判性。波兹曼postman的转变被看成是上的转变，它保持着一种自由主义的定位，在方面，他与芒福德更为接近，与麦克卢汉则相对较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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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生物技术伦理价值冲突的哲学思考_其他哲学论文 第八篇

现代生物技术，不论是异种移植、基因技术还是生命克隆，可能引发各种各样的伦理问题。这些伦理问题的形成可以归结为现代生物技术操作的几个基本特征，这就是现代生物技术对自然秩序的入侵，个体的完美要求与社会平衡间的冲突，人的“非人化”或说是人成为机器，人性的技术化所致的人的身心二元论的消解。

一、现代生物技术，特别是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初步完成，标志着人类历史由认识客体、改造客体的时代转向认识主体、改造主体的。 对于主体的改造不同于对客体的改造，他所引起的社会、伦理问题不再是技术应用之后的间接的渐进表现，而是现代生物技术的具体研究就直接关涉尖锐的社会伦理价值观念冲突、社会冲突。按照教的创世说，人是上帝的造物，分享着神的灵性。但是，随着技术的每一进步，首先是自然的“祛魅”，而后是上帝的废黜，“上帝死了”；而今，该轮到人了。人类是大自然的自然进化结果，现在我们要对这自然之果进行人为的基因改造，这实际上是斩断了人的自然进化之根。基因技术是否是上帝为人类创造的第二个禁果？如果说第一个禁果是“智慧之果”，那么，这第二个禁果又意味着什么呢？

二、基因技术的应用，更多的是为了弥补个体缺陷，追求个人的完美，但由此引发社会问题，社会的完善经受考验。WWw.meiword.COm我们有理由申辩，个体缺陷的弥补就是对于人类完美的提高；但是，问题在于人类基因的完美只能算是人类的生物性完美，并不一定意味着人类的社会性完美，也不意味着人类幸福水平的一定提高。随着人们对于基因的逐渐认识，基因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不断找到人的性格、行为背后的基因原因，犯罪、、似乎都有一定的基因根据，好像一切“都是基因惹的祸”。基因工程、克隆技术似乎可以成为人们解决一切问题的最终有效办法，人们的家庭观、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及其以往的社会规范、生存法则都受到从未有过的强烈冲击，人们曾为之努力、奋斗的信念、理想都不再像以往那样激动人心。在奥林匹克运动中，违禁药物的服用被认为是一种违背奥林匹克精神的丑恶行为，随着基因技术的发展，今后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是不是还要做运动员的基因检测，到底什么人（具有怎样的基因的人）可以、有资格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是不是没有基因限制，所有的人包括克隆人都能够在赛场上“公平”的竞争呢？现在我们有万众注目的世界杯比赛，有机器人足球比赛，那么，克隆人参加哪一个运动会合适呢？根据不同科学家的不同算法，一般认为借助基因技术人类寿命在最近几十年里，有望达到120岁或者更多。长寿是我们的梦想，但人类寿命的迅速大幅度提高确实带来一定的社会问题，甚至可以说是社会灾难。个体过长的寿命会延缓类的进化，会造成社会发展的相对停滞。“个体过于长寿会带来人满为患的威胁和上下几代人之间的对立，为争夺有限的资源和空间，上下几代人之间可能进行大量的畸形竞争。”（[1]，p.45）

三、人的“非人化”或说是人成为机器，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警醒。如果说拉美特里在18世纪只是把人类比为机器，那现代技术则可以把人实际改造成为机器。什么是人？人既是生物实体，又是精神载体；既具有自然属性，又具有社会属性；人是躯体与大脑的统一，是体、理、情三者的统一，是自然、社会与思维三大领域的结合部。如果我们用技术手段破坏了人的上述这些本质特征，那就是使人“非人化”。也有的学者不把这看作是人的“非人化”，而是看作人的进化的新形式。丁长青指出：“机器体系在有机化、人格化的过程中，不仅获得了生命的基本特征和进化能力，而且远远超过了人类本体进化的速度和程度，这就是以工具为代表的科学技术所开辟的人类体外进化之路。”([2],p.22)随着人的体外进化的不断加速，人不断感受到来自于自身创造的人工自然的、威胁，人必须优化自身本体。从起初的保胎与胎教、医疗和手术、人工授精与试管婴儿到现代的基因工程、克隆技术都是人优化自身的手段，也是人的本体进化的形式。丁长青把人的自身优化看作是对于人的体外进化的抗衡，看作是人的进化形式的协调统一。现代技术对于人体自身的改造到底是人的进化的新形式，还是人的“非人化”，这只能是以人的本质为标准。人的本质不但具有变异性，同时也有相当的稳定性，体、理、情的统一是人类的本质特征，是不能割裂的。

四、基因科技导致人的身心二元论的消解。林德宏先生指出，人是物质精神的统一体，具有物质精神二象性。([3],pp.4-6)“对基因科技来说，一方面它实际能够干预的只是人的自然体，而这却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表现；另一方面，它干预的对象又是人的整体本质及主观性的自然基础。”“如同在人的身心关系中，心常常把身作为奴隶来实现许多与身无关的愿望并为害于身，科技也开始把人性作为支配的对象，并必然使人性物化、分化和异化。”([4],p.25)基因技术的滥用使人身归附于人心，人的心身二元对立被消解了，人的本质上的统一性与完整性被破坏了。对于人身的基因操作，既是人的自由发挥，同时也是技术理性的张扬、疯狂。基因技术的滥用应当说只是人性的技术消解的第一步，当人的意识控制技术进一步提高，人的主观精神也实现了技术操控时，人的身心两方面就完全消融在技术理性之中，真正的人也就将不复存在。五、从生命伦理学到生命哲学，从更高的层次感悟生命。生命伦理学(bioethics)诞生于二十世纪50、60年代。生命伦理学是用伦理学方法，在跨学科和文化的条件下，对生命科学和医疗保健的伦理纬度，包括道德见解、决定、行动、政策，进行系统研究。生命伦理学重在探究行动的规范：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和应该如何做。生命伦理学经常采用的是道义论和后果论两种理论方法，但都存在着一定的问题。([5],pp.31-33)道义论的问题是：(1)处于伦理推理顶端的原则从哪里来？如何得到辩护？（2）每一个病人都处于特殊的情景下，临床原则不可能从原则演绎出来，而必须在特殊情景下权衡有关方面不同的价值和利益。后果论的问题是：（1）不同的后果间难以比较、取舍，特别是对于不同文化背景、价值取向的人来说，更是如此。（2）固守后果论原则，会带来某些让人难以接受的后果。我们能否接受让一个智商很低但身体健康的人移植器官给五位对社会有重大贡献而器官衰竭的精英呢？显然不能，因为人只能用作目的，而不是手段，这就是道义论的解释。后果论对付这一反例的办法是，后果不仅是衡量某一具体行动的后果，而是同时衡量坚持或破坏某一伦理原则的后果。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道义论与后果论的相互纠缠，不能够截然分开。判断某一行动是否道德，要在具体的情景之下对道义论与后果论作灵活的运用。正是在道义论和后果论的基本原理基础上，形成了生命伦理学的基本原则：不伤害(non-maleficence) 、有利（beneficence）、尊重（respect）和公正（justice）。现代生命技术是伟大的力量，有时又是可怕的力量。生命伦理学以及有关的政策和法律都是对这种力量的社会控制，但这种社会控制应该与发展自由的、创造性的科学研究相平衡，促进现代技术的人性化发展。

从伦理学的范围考察生命技术，主要讨论的是现代生命技术的利弊，应不应该以及如何发展现代生命技术。但是生命伦理学的伦理规范的哲学依据只有在生命哲学的层次上才能得到更为广泛和深刻的论证。生命哲学作为一种哲学流派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特别是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其产生就是为了维护和防止人的自由意志被机械决定论所剥夺。柏格森认为机械论和目的论有同样的缺点：都以为世界上没有根本新的事物。机械论把未来看成蕴涵在过去当中，而目的论既然认为要达到的目的是事先能够知道的，所以否定结果中包含着任何根本新的事物。“柏格森虽然对目的论比对机械论要同情，他的见解跟这两种见解都相反，他主张进化如同艺术家的作品，是真正创造性的。”([6],p.348)柏格森指出，意识试图组织物质，使之作自由的工具，这样，它乃坠如陷阱：自动性和必然性尾随于自由之后，自由终于被窒息。只有在人那里，链条被打断，人的头脑能够以另一种习惯对抗任何一种已经形成的习惯，使必然性和必然性作斗争。如果我们的行动出自我们整个人格，是那人格的表现，我们则是自由的；因此，真正的自由行动在我们的生活中是罕见的。终极的人生之道是一切人在任一时刻都能同样实行的创造，是靠自己对自己的创造，是人格的不断丰富，这种丰富不靠人格从外界提取的因素，却依赖它促使产生于自身的因素。([7],pp.632-633)我们在柏格森的生命哲学里可以看到，他对于生命的意志、人的自由、进化的创造的讴歌，对于依赖完整人格打破理性统治所寄予的厚望。探索基因时代生命的意义以及引导人们追求精神的崇高性、创造性，是现代生命哲学的中心观点。面向基因技术的现代生命哲学的主要内容有：首先，针对现代生物技术引发的一系列人生困惑，确定如何对待人的本质、人的尊严、人生的意义等生命哲学问题。其次，要深入挖掘传统生命哲学（如狄尔泰、柏格森等）的有益成分。第三，探索建立精神科学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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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美]梯利：《西方哲学史》，：商务印书馆，2000年。

现代技术的人文价值冲突及其整合_其他哲学论文 第九篇

摘 要：现代技术在给我们带来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社会的人文价值信仰和追求却经受着考验，并引发出各种各样的人文价值冲突。本文揭示了现代技术的人文价值冲突的存在，了这种冲突形成的文化观念根源和社会存在基础，提出了现代技术人文价值冲突的实践整合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关键词：现代技术 人文价值冲突 实践整合

“现代技术的人文价值冲突及其整合”研究，就是要研究由现代技术所引发或者与现代技术相关联的所有个人、社会的人文理想、人文价值追求过程中的矛盾、冲突。研究关注现代技术条件下，人的人文理想、人文价值追求过程中遇到的各种观念困惑及现实困难，探讨、研究人及社会的人文价值追求与其他价值追求之间以及各种人文价值追求之间的矛盾、冲突的协调、整合的各种可能及其对策。

一、现代技术的人文价值冲突的存在。

在西方历史上，13、14世纪的手工业曾是创造性劳动的一个顶峰。(，p．83)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的意义和作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工业革命的后果时曾指出，在大机器的生产方式下，工人成了机器的一个附件，单调乏味和机械重复的操作严重地扭曲了人性。指出：“在这里，整个过程是客观地按其本身的性质分解为各个组成阶段，每个局部过程如何完成和各个局部如何结合的问题，有力学、化学等等在技术上的应用来解决。”([2]，p．417)在劳动过程中，工人以往劳动的技巧性、创造性被剥夺，同时也与劳动过程的完整性、目的性相分离，劳动异化了，人性被排除。WWw.meiword.coMe．f．schumacher给出了“好劳动”(good work)的四点特征，即：满足基本的身体需要，通过技能与实践达致个人的卓越，完善个人的社会化以及实现人的终极价值和精神需要。([3]，p．160)显然，资本主义大生产是有悖于人性的，距“好劳动”的标准相去甚远。路德相信机器是导致工人悲惨命运的罪魁祸首，因而在19世纪最初15年号召英国工人对机器进行大规模的破坏。

以frankenstein(毁灭创造者自己之物)、“深蓝”为象征的人工生命、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对于人的潜在的不可预见的威胁，在人的心理层面投下阴影，形成一种心理作用、技术恐惧。这在西方大量的影视、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到，如《星球大战》、《侏罗纪公园》等等。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国际上兴起探索用非有机物质创造新的生命形式的研究热潮，这种拟议中的生命形式被称为“人工生命”。冯•诺伊曼的研究表明：一旦我们把自我繁衍看作是生命独特的特征，机器也能做到这一点。([4]，p. 2)克里斯•兰顿(chris langton)说：“人工生命不仅是对科学技术的一个挑战，也是对我们最根本的社会、道德、哲学和宗教信仰的挑战。”([5]，p．398)如果说人工生命的研究还只是对于人的间接的潜在威胁的话，那么，生命技术则是对于人身的直接手术和改造了。过去我们骂人“狼心狗肺”，没想到会在现代技术中成为现实。异种移植可能引发的伦理问题主要有：其一是，人体成为商品，器官出租、转让，穷人成为富人的器官材料，扩大了贫富差距。其二是，一个植有“猪心”的人，在婚姻、就业、保险方面都可能受到歧视，加深了社会的分歧。

在现代技术人文价值冲突的社会层面上牵涉到两方面问题。一方面问题是现代技术社会对于人的、统治，以埃吕尔、温纳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哈贝马斯为代表的西方学者曾对此做过较为广泛的揭示。另一方面问题应该说还没有引起高度的重视，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技术贸易中存在的霸权、经济剥削以及文化侵略，特别是当今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之间的价值冲突。正如r．s．科恩提醒我们的那样：“我们还应认识到科学技术在我们的世纪里对社会和人类影响的历史特征，这些不同的技术属于谁，是何种专门的先进技术，是哪一部分人的技术，哪个阶层、哪个种族、哪个宗族、哪一代人、什么性别、什么文化背景…”([6]，p．50)“如今，发展中国家的传统不利因素，很可能和伴随新信息技术发展而来的影响深远的结合在一起。”([7]，p．162)在技术转移中，“科学价值体系被强制性地输送给非西方世界，使不平等、不公正内在的存在于以科技为支撑的种种现代化战略之中”。([8]，p．220)

现代技术的人文价值冲突在自然环境层面上牵涉到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能源危机、人口膨胀，第二个问题是环境及其生态问题，第三个问题是可持续发展问题。这三个问题既有各自的不同重点内容，又是相互联系、贯通、发展而来。“从直接的和本质的意义上说，可持续发展，首先和主要涉及的是，特别是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关系。”([9]，p．149)这就是代际伦理问题，即前代人与后代人在整体上的生存道德。可持续发展，强调的不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是人作为“类”的可持续发展，是对人的终极关怀，是对于人的人文关怀问题。

二、现代技术人文价值冲突的成因

胡塞尔认为，“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对科学的总估价出现了转变”，“在十九世纪后半叶，现代人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实证科学支配”，“科学观念被实证地简化为纯粹事实的科学。科学的‘危机’表现为科学丧失生活意义。”([10]，p．5)由于现代科学与现代技术的一体化，胡塞尔所说的科学危机可以适用于技术危机，当今现代技术危机根源于生活世界的危机，根源于生活意义的丧失。

在海德格尔看来，形而上学从柏拉图开始。在他的哲学中，实现了从存在本身的思想(在“前苏格拉底派”中)到存在者的存在的思想转变。“如果在形而上学开始时存在本身没有转变成作为存在状况的存在，那么，存在就决不会走向对象。”([11]，p．104)对象化是为一定的目的而把事物功能化和与事物算计交往的前提条件，而后又确保了人的有意识的贯彻和统治。以这种方式，自然作为对象、资源和材料听任耗尽和替代。在以前的历史中，技术参与现实构造是与展现的其他方式(宗教等)相联系的，而在，技术成为普遍的、对人与自然和世界的关系加以规定的力量。现代技术与以往不同，它是限定和强求，是对自然事物的挑战。对于海德格尔来说，“存在”的被遗忘是现代技术危机的深层原因。

韦伯曾区分了两种合理性——形式的合理性和实质的合理性。形式的合理性意味着可算计性、效率和非人性，即合理性还原为它的形式的、工具的方面；实质的合理性即行动不只是以理性的计算为基础，它还包含人的伦理、及其他方面的需要。“法兰克福学派把韦伯的‘形式的合理性’改造为工具(技术)理性，而将他的‘实质的合理性’改造为批判的理性或客观的理性”，断言两种理性的失衡或说技术理性的过分膨胀造成了现代技术危机。([12]，pp]．122—123)20世纪50年代末，英国杰出的思想家查•帕•斯诺提出了著名的“两种文化”理论：即在人文学者和科学家当中存在着两种文化，一种是人文文化，一种是科学文化。人文文化倡导人本主义的价值观念，而科学文化倡导的是科学理性至上的价值观念，这就形成了两种文化间的冲突。([13]，p．35)由于科技文化的日益扩张，逐渐失去了相对萎缩的人文精神导引，背离了人的根本目的，引发了人与世界的双重危机。前者表现为人的自身危机，后者表现为环境危机。对于现代技术人文价值冲突的根源，人们常常强调的是两种理性间、两种文化间的，强调的是横向上的文化观念。但更为重要的是，人类价值系统价值层级递进的纵向割断。对于东方寺庙中的僧人或者西方修道院的修道士来说，日常的生活、工作从来不是为了效率，全在于一种精神的追求。即使是在新兴的资产阶级眼里，生产的扩大、效率的追求也是和上帝的证明联系在一起的。只是到了现代大工业生产阶段，效率自身才成为理由、根据，不但成为工作，也成为生活的目的。

如果从历史的角度考察，技术的概念是发展而来，人与技术的关系或者技术的人文价值也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发生着变化。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技术(technology)可寻根到古希腊的"technē”。technē在古希腊不仅是know—how的学问，也可翻译成“art”，有技艺、技巧、审美的含义。([14]，p．3)即使是作为know—how的学问，在古希腊也只是用作对已有实践活动有效程序、方法的求证、理解，伴有一种哲学的沉思冥想(在古希腊，科学、技术、艺术、哲学是一家)，而不是像现代技术执意于不断地挖掘自身内在的应用潜力，无限地扩张自己的实际应用。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技术不再具有古希腊的哲学意味，而成为人用以改造自然的工具、手段、能力。([15]，vol．4，no．2)“现代科学的出现并没有使人们停止基本属于技术性的尝试。人们继续取得不必汲取理论知识就能获得的技术成功。”“只是到了19世纪后半叶，科学才对工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16]，p．30)正如所言：“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才第一次把物质生产过程变成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17]，p．576)技术与技艺(technique)疏离，而与科学联姻(这体现在applied science的说法，当然，这是不尽合理的)。现代科学与技术互动，形成了一个正反馈机制，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不断加速。这在控制论看来是不利控制的。([15]，vol．4，no．2)

弗罗姆认为现存的技术系统之所以有一个非人道化的前景，是因为它是建立在两条坏的指导原则上。([18]，p．112)一个原则是：“凡技术上能够做的事都应该做。”另一条原则是：“最大效率与产出原则。”但这两条原则很难说是完全的技术原则，它一定有其社会基础支撑才能实现。albert a．anderson借用古希腊神话来阐发他的观点，指出：“普罗米修斯受难是因为他只偷了人类生存所需的一部分(技术)，但缺少了最重要的部分——公民的智慧。缺少了公民智慧的人类对于自身、其他生命以及地球本身都是个威胁。当今的生态危机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技术的掌握，若缺少了公民智慧，只能招致灾难。”([19]，vol．1，no．1 and 2)主义从不抽象地谈论理性，而是把技术异化归因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认为：“一切资本主义既然不仅是劳动过程，而且同时是资本的增殖过程，因此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不是工人使用劳动条件，相反地，而是劳动条件使用工人，不过这种颠倒只是随着机器的采用才取得了在技术上很明显的现实性。”([2]，pp．463—464)

丹尼尔•贝尔强调当代社会的分离和多原则支配性质，提出了三大领域对立说。在技术——经济领域，为了获取效益，尽量把工作分解成按成本核算的最小单位。这种围绕专业和科层组织建立的轴心结构本身是了个官僚合作体制。其中的个人也必然被当作“物”、“工具”，受到“角色要求”，消失在功能中。领域是调节冲突的部门，其轴心是平等原则。但这必然要与上述的官僚体制形成冲突。“文化领域的特征是自我表现和自我满足。它是反体制的、无羁的，以个人兴趣为衡量尺度。”“不难理解，文化的化倾向会促使每个人去实现自己的‘潜力’，因此也会造成‘自我’同技术——经济秩序所需的‘角色要求’不断发生冲撞。”([20]，pp．26—27)

e．拉兹洛指出，“公众的行为和公共机构的政策没有与变化中的社会思想同步。当代社会舞台上充满了以陈旧观念为基础的十分过时的行为模式。进步思想和主流行为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这种情况出现在经济领域、生态领域，表现为公共机构和以简单化的方式处理复杂的、互相依存的社会、经济和生态问题。”([21]，p．327)在政体中，议员的任期为4年或5年，在此期间，必须做出有实际收益的成果，否则在下次选举中就有落选的危险。需要10年以上才有收益的项目得不到优先考虑，或者根本不被考虑。结果，每一个选举周期一开始就有一大堆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些问题纠缠在一起，就越发难以迅速做出决定，越发难以掩盖。“家的才能正在日渐增多地用在处理危机上。”([21]，p．328)

三、实践整合的基本原则及其方法

现代技术人文价值冲突的整合可以从各个方面讨论，牵涉的问题很多，但是，各种整合的认识和方法最终都要在社会历史实践中去落实、贯彻，所以，我们特别强调现代技术人文价值冲突的实践整合。对于此，我们也不可能做非常全面、具体的详尽探讨，在此只是提出实践整合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

1．实践整合的基本原则

现代技术的人文价值冲突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也暴露出我们现行实践活动的某些原则性缺陷。针对此，现代技术的人文价值冲突的实践整合必须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人本导向原则 即在我们人类的一切实践活动中，始终都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一切都要从人、人类的根本、长远的真正需要出发。从符合真理观到人择真理观，可以使我们看到科学理论中的人文、人性因素，洞悉真理本质，正确对待、使用真理。在宇宙天文学中，人择原理表明，被观测的宇宙是与作为观测者的人类的存在这一事实紧密相关的。([22]，p．91)以往的经济学从不把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考虑在成本之内，更不可能把人的异化、人性扭曲纳人经济学范畴，这表明经济学在人本原则要求下的先天不足。经济学不仅要在经济理论上自洽，更重要的是确立在人本导向原则之下。“从经济学家的观点来看，佛教生活方式令人惊奇之处是它的绝对合理性——财力惊人地小却获得特别满意的效果。”([23]，p．34)“佛教经济学是想通过最佳消费方式使人获得最大限度的满足，而现代经济学家是想通过最佳生产方式来尽量扩大消费。” ([23]，p．35)佛教经济学未必是最佳的经济学选择，但它给我们以启发。对于科学——技术——生产链条上的科学与生产的人本规约，就从理论源头到生产需求两方面对技术起到了人本规约的作用，但这还远远不够，我们必须对技术的设计、使用有非常强烈的人本规约意识，时刻警醒技术可能带来的各种非人道化影响、后果。如今的房子、汽车、彩电、电脑、空调、移动电话等等各种家用技术产品都以人性化设计作为时尚、卖点，当然这还是出于厂家、商家的营销策略，但毕竟考虑到了消费者的人性化需求。

2)主体差别原则 人文价值不但具有客观性，更具有发展性、相对性。对于我国贫困山区衣食不保的人们来说，生态的平衡、南极的臭氧对于他们过于遥远，温饱就是他们最大的人文价值。对于人文学者来说，代际间的平等、可持续发展只是他们的研究课题，而对于非洲的难民来说，饥饿、干渴却是他们实实在在的生存状况。对于不同生存状况、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来说，具有不同的人文价值意义、人文价值内容。这正是，没有抽象的人文价值，也没有抽象的。海德格尔形而上的“存在”，胡塞尔的生活“意义”，对于我国贫困山区的生活困境又有什么意义?让—个破坏了山地植被的放羊山娃“沉思”海德格尔的“诗”、“存在”，是有难度、不现实的。现代技术的人文价值冲突并非是无主体的，无论发生在技术、社会、自然哪一层次上的冲突，都可追寻到价值主体间的冲突。如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冲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冲突、经济(技术)发达地区与经济(技术)落后地区之间的冲突、与公众、学者之间的冲突、精英与公众之间的冲突、自然科学家与人文学者之间的冲突、工程类与人文类技术哲学家之间的冲突、代际之间的冲突等等。每—社会共同体都有它不同的目标与不同的利益，有不同的社会运行机制和伦理规范，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价值的差异、发生价值的冲突。([24]，pp．6-7)科学共同体追求真理，达到知识增长的最大化。“人文学者对价值与事实的双重介入要求他们批评性地意识到他们契入问题的诠释性视角，并且能够自我意识到其中所蕴涵着的伦理与宗教的信念。”((25)，p．59)企业受利益与效率的驱动，追求利润和收益的最大化。不同的利益主体面对克隆研究、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问题时，就会有不同的价值取向、价值评价。陈昌曙先生对官员与学者做了区分：学者大致上是在由物质变精神，而官员大致活动于精神变物质；学者要勇于创新，存同求异，官员要维护统—，求同存异。([26]，p．61)不同价值主体的不同社会角色，不同利益取向，是引发现代技术人文价值冲突的重要原因，所以，我们的实践整合就不能强求一律，必须区别情况，分别对待。

3)立足现实原则 面对着现代技术的各种各样人文价值冲突，现实主义教给我们实践智慧，但实践智慧并不能总是奏效，也缺少终极关怀的体贴；理想主义给人类指出希望的所在，而且绝对抽象的公正、真理和善也确实是我们人类不可缺少的终极关怀，但总是在现实面前被击穿。生理需要、生存需要是人的最基本需要，只有人的现实的最基本需要的满足，更高层次的需要才会被唤醒，才有可能成为现实的追求。这正是：人必先求温饱，而后求美。人文价值是多层次的，现代技术的人文价值冲突也是在多层次上展开的，我们的实践整合只有从人们现实具体的最急迫的人文价值需要出发、展开、推进，才会富有成效和说服力。从现实出发，就不能无视广大群众的切身感受、愿望、要求，就要认真听取群众的意见，而不能只由专家、学者代言或者独断。必须打破知识分子是真理的化身或代言人这一传统信条，正视知识分子自身的文化局限。知识分子与他人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的理性批判精神；但是知识分子不仅要批判现实的罪恶和不义，也要反省、批判自己的历史局限和错误判断。

4)系统方法原则 现代技术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人文价值冲突之间不是孤立、零散、互不相关的，而是构成了相互制约、竞争、协同的系统关系。如果我们对于现代技术的人文价值冲突的整合是在各个方面、各个层次上的分头行动，如在哲学的、理性的、价值的、智慧的、伦理的、法制的、良知的、社会的、自律的、外部的、内心的、观念的、文化的规范和调控系统之间不能有效配合而是各自行事，那么，我们对于某一矛盾、冲突的解决可能会带来更多、更为严峻的矛盾、冲突出现，我们的整合就只能是顾此失彼、“拆了东墙补西墙”，引发更为不可收拾的矛盾、冲突局面。我们注意到人文价值的个体性、差异性，以及现代技术的人文价值冲突的多维性、层次性，就会提出整合标准、整合方法的层次化、多元化，就要把各种整合方法协同化、系统化，就要在实践中去贯彻、落实、完成，这就是实践整合的系统方法原则。技术、技术实践都只能看作是整个社会实践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这样，技术就不再是一个统治性的，而是可以被引导、规范的。人可以与技术之间形成价值关系，同时还可以反思技术价值系统；人不但身处技术价值系统，同时还处于其它许多系统之中，如生态价值系统、文化价值系统等等。人可以流连于技术价值系统，还可以随时超越技术价值系统，在更高的系统层次上审视、调控技术价值系统。在技术价值系统调控中，我们不能回避现代技术的网络化特征，又必须防范技术的网络化可能带来的技术风险。这就要求我们在技术价值系统的调控中，把系统的集中控制与分散控制有机地结合起来，发挥它们各自的优势，弥补各自的不足，达到一种新的优化控制。

2．实践整合的基本方法

1)个案激发 所谓个案激发，就是要通过那些社会影响较大、群众感受较为深刻的现代技术人文价值冲突的典型事例，利用各种宣传媒体的力量，激发、教育群众对于现代技术正反两方面作用的认识，提高广大群众整合现代技术人文价值冲突的自觉。群众可能还没有直接决策权，但是他们却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是最为广泛、深刻的社会实践力量。对于技术项目的引进、新建工业项目的立项群众没有决策权，但是技术产品的选择、使用却是最广大消费者的权利，绿色消费及环保自觉可以成为每一个公民的日常生活习惯。1998年我国长江流域的特大洪水灾害以我们国家、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为代价，给全国上了十分沉重的一课：长江上游地区的滥砍滥伐、自然生态破坏是长江洪水的重要原因。当今日益频繁的沙尘暴天气以及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干旱、水荒给人们深刻的感受，也给人们深刻的教育。整合两种理性(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以及整合两种文化(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对于广大群众来说难于理解，但是，自然的肆虐、实践的困惑总是要激发出群众的生活和实践智慧。

2)公众参与 所谓公众参与，就是指公众不仅有对于现代技术人文价值正反两方面的认识和自觉，并且要积极主动地影响、参与到国家有关技术政策的制定、决策，使技术的发展符合最广大群众的利益。公众的参与建立在公众对于现代技术正反两方面的全面认识，而公众的认识水平随着现代技术人文价值冲突的日益尖锐化及个案的激发、教育将逐渐提高。官员、企业家以及专家、人文学者的看法也许与公众的认识、看法有差别，但是，公众的利益以及观点、看法我们必须认真听取，因为他们代表了最广大的社会实践主体，实践应当是最有说服力和发言权的。公众参与需要一定的社会制度保证，否则就成为空话。西方社会的绿党制度未必适用于中国，我们可以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如今我国现实社会生活中，有许多决策都采取“听证会”的形式(如铁路听证会讨论铁路票价是否合理)，这表明我国公众在国家事务决策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公众的参与越来越广泛。我们同样寄希望于公众参与在整合现代技术的人文价值冲突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3)技术生态化 生态技术注重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统一，特别关注技术的生态效益与人文价值，但是，它对于环境和资源问题的解决还是存在着相当的局限性。首先，就目前看来，有些技术问题依靠生态技术难以解决，基于生物学原理的生态技术还有待极大地提高。其次，它过分依赖技术自身的“自我消化”能力，要靠自身完成低能耗、低排放难度很大，单纯依靠太阳能及其“零排放”的生产技术设计几乎不可能。第三，单个的生态技术设计增加了设计难度，也加大了生产成本。实际上，技术整体本身的存在也有一个“生态化”问题，这种生态问题体现在两个层次上：一是从技术系统本身的角度来看，由于技术发展本身的规律性，其存在与发展也有一个优化、组合问题，必须模拟自然生态系统的行为机制，使技术的组合形成竞争、共生、再生、自生关系，既促进技术发展又符合技术系统的生态机制；二是从技术环境的角度看，技术生态系统与环境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抑制、适应、改造的关系，也就是说，不同的技术生态系统会产生不同的环境效益。技术生态系统必须与自然环境系统有机地、生态地结合成为一个更大的“自然——技术生态系统”。“在这里我们将在广泛意义上的技术间的匹配组合和发展机制及其这种匹配与组合与其环境间的相互作用的生态机制称为技术生态。也可以将技术生态这一概念界定为技术与技术以及技术与环境的共生存在关系。”([27]，p．57)技术生态使得技术系统内部各自、没有关联的专门技术组装成一个自洽的有机生态体系，某一技术过程的废弃成为另一技术过程的原料，整个系统达到自转化、自消化、自净化能力；当然，技术生态系统也不是与自然环境隔绝的、封闭的，而是与自然环境之间达到有机的生态融合。费恩伯格(andrew feenberg)指出，“技术装备必须融入到支持它功能发挥的自然、技术、社会环境中去”。([28]，p．308)

4)系统调控 现代技术的人文价值冲突的某些方面可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必然性，但在很多方面则是不合理的，具有危害性，是由我们人类实践创造活动的局限性、失范性造成的。([29]，p．295)这就需要我们树立新的实践观念，完善实践活动的调控系统，保证实践活动的有序发展。这些实践活动调控系统主要有：哲学世界观的调控系统——正确地确立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作用及其使命特别是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观念；人类价值观的调控系统——树立人类长远发展特别是可持续发展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意识；人类需求观的调控系统——建立人的全面需求、全面发展的行为目的论，特别是生态消费观念；实践活动的法律调控系统——通过立法包括国际间的环境保形式来规范和调控人们的实践活动；实践活动的批判调控系统——对实践活动保持清醒的、反省的、自我批判的态度，合理汲取技术悲观主义的有益思想；实践活动的伦理调控系统——激发和确立实践主体的良知伦理，实行新技术的伦理“软着陆”机制；实践活动的调控系统——通过社会特别是公众参与来规范和调控实践活动；实践活动的矫正调控系统——通过确立各种纠错、矫正系统包括群众来调控实践活动等等。当然，实践活动是无比丰富的，随实践的发展还会出现新的问题，这些只有在不断地历史实践中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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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广义毒品与数字毒品_其他哲学论文 第十篇

内容提要：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以波普尔所说的“世界3”面目存在的赛伯空间可能会流行“数字毒品”（digital drug）。它与传统毒品在功能上十分相似，既有正面作用也有负面作用。数字毒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部分替代传统毒品、满足人们的多种需求甚至改变人类性行为的含义。

关键词：世界3，数字毒品，人类性行为

abstract：all kinds of digital drugs in cyberspace which is the world 3 karl popper said in his book the open universe will be popular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and network technologies. digital drug have positive effects and negative effects in their function as well as traditional drugs. digital drugs could replace the present drug in part, satisfy normal or special needs of persons and change the meaning of human sexual activity.

key words: world 3, digital drug, human sexual behavior

因特网与原本的计算机、数据库相联结，正在创造一个难以想象的赛伯空间、赛伯世界，这种过程如今每天都在进行，值得作哲学、社会学、学的思考。wWW.meiword.cOm赛伯世界是波普尔所说的“世界3”，[1] 一种在“世界1”和“世界2”基础上建造的虚拟世界，但正如virtual这个词所表达的并非某种完全的虚构一样，在一定意义上它完全真实，可以影响“世界1”和“世界2”。“数字毒品”（digital drugs）的出现是迟早的事情，甚至也可以说现在就已经出现了，比如网络游戏、网络“裸聊”、虚拟等。“数字毒品”联结着三个世界，不能不注意但也不能反应过敏。

传统毒品

物质性的毒品在我们今日的世界上并非罕见，[2] 在人类历史上很久以前它们就已经出现，其危害性在很大的范围变动，并且与所使用的判断标准有关。东北民间流传的故事中，“抽大烟”是常见的话题，“胡子”（土匪的别称）抢掠东西，烟土是首选物品；阿尔谢尼耶夫写的《在乌里的莽林中：乌苏里山区历险记》中，北方偏远地区女性抽大烟也多有记载。多数人认为抽大烟是一种不良的习惯，但在这些地区工业化之前，其危害是比较有限的。

毒品与非毒品本身并没有严格的界限，法律上的界定是为了操作方便而作的一种人为规定。严格讲毒品概念也是一种社会文化建构，在一种文化下的毒品在另一种文化下可能不被视为毒品，在一个时间段的正常物品在另一个时间段就可能成为毒品。

酒精、香烟、安定、天使粉（一种女性催情药）、百忧解等，与、（）、、、（一种，加工后的一种药丸）、可卡因、等一样，也属于毒品，很难说吸香烟对普通百姓的危险不比吸小。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酒精、毒品研究和教育中心(qadrec,1996年成立）就把酒精与毒品问题并列进行研究（详见/china/">中国人的一种爱好，烟草是从美欧传来的，就像嗜辣本来也不是四川人、湖南人的爱好一样，辣椒这种茄科植物很晚才传入中国。这也提示，培养一种特别的爱好或者毒瘾，并不需要特别长的时间，也不需要特别的宣传、努力。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人工合成毒品也不是特别困难的事情，如本没有太多化学知识的刘招华，根据《精细化学品及中间体手册》上提供的知识及对专家的拜访、请教，经过不断实验，就能生产出毒品。1999年广东警方破获“7?28特大贩毒案”，曾缴获由刘招华一手制造的12吨，这个数量相当于当年全世界缴获的总和。据cctv焦点访谈报导，“刘招华不用麻黄素便能合成的配方是他自己独创，工艺十分先进，可用于大量生产。”这一方面说明并非所有的科学技术知识，都能导致社会进步，如何驾驭科技知识，特别是“致毁知识”[3]，是现代社会、未来社会必须考虑的严肃问题。一切科技知识都是生产力、都是好东西的假定，是过时的唯科学主义的科学观。

利用信息网络科学技术也能制造令人上瘾的毒品，而且信息网络技术比物质科学技术（如毒品的化学合成、生物病毒和细菌武器研制）更容易获取、隐蔽性也更强，这类知识和技能并非多多益善，理想的情况是，让适当的人掌握适当的知识。但是，何谓“适当”？谁有这个权利作出判定？毒品真的能够控制住？未来的世界居民是否会像赫胥黎（aldous huxley）在《美妙的新世界》描写的那样，普遍服用叫“索末”的一种抗抑郁药丸？

毒品的正面作用与负面作用

毒品之所以成为现代社会的顽疾，在于它对于吸毒者而言有强大的吸引力和不可逆性，也就是常说的“上瘾”。毒品的主要辩证特点是，不可持续性但又强烈要求持续性。

现代社会所说的毒品，原本是一类医药品，许多民族在其传统文化中都曾采用它们治疗或者缓解一些疾病，它们未必一定就是十恶不赦的东西。比如罂粟，它的花很美丽，可供观赏，它的蒴果可供食用或者治病，当然割出的浆也可以做成大烟。由于人类自觉抵制毒品的无能，现在只好采取一揽子全面禁止的办法，在一些国家任何公民不准许私自种植罂粟。这一样一来，实际上既没有真正控制住毒品的流传也剥夺了普通百姓从美学角度、从膳食角度、从医药角度对罂粟的正常使用。

即使现代意义上的毒品，严格讲也并非一无是处。一般而言，它们具有三重作用或功能：

第一种作用：正面作用。它们能够缓解压力，令人兴奋，即抗抑郁。也就是说能够让人们体验到、幸福感，提高生活质量。这层作用确实是存在的，无需否认。

第二种作用：负面作用之一。辩证法的确起作用，毒品问题就是一例，人们吸食毒品达到一定的量，就会产生毒瘾，即对毒品产生依赖性。这对吸毒者的身心健康都有严重的影响。不过，如果毒品的供应是充足的，价格是低廉的甚至是免费的（而一种毒品是不是廉价，也取决于社会文化对此物质是否属于毒品的建构与控制），此种负面作用还算有限。吸毒如果只限于一个小圈子，不会对整个社会造成危害。甚至有人从的角度强调个人吸毒的自由。理论上，个人有权吸毒，假如不对他人和社会造成危害的话。

第三种作用：负面作用之二。吸毒者一旦上瘾，会产生马上得到毒品的强烈愿望，为此当事人可以不顾一切，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于是，因毒品而生的抢劫、谋杀、走私、色情、盗窃、武器贩运等等，没完没了，严重破坏了社区、国家和全世界的治安。不过，也有人认为其中一部分后果，恰恰是由于社会控制不当而造成的，而控制的理由，则与对健康的影响有关。

两种负作用结合起来，可以导致整个地区、国家劳动力素质的普遍下降。

广义毒品与电子毒品

现在已经进入信息时代，在很多方面人们产生了信息崇拜。[4] 信息技术可以缓解目前资本社会的一系列老问题，指望它解决一切是不现实的。传统毒品在转型中也会变成数字毒品，但毒品的本性不会有根本改变。

从毒品的上述三重功能、作用看，毒品的包括的范围可以扩大，因为现代社会中许多东西都具有此三种特征，只是程度不同罢了。甚至“现代化”本身就跟吸毒十分类似。

吴国盛曾说：“现代化总使我想到吸毒。现代化与吸毒之类比也许并不像表面看来那样荒唐，如果我们认真弄清现代化进程与吸毒之间那些结构的相似性，也许会唤起对现代化本身更深的忧虑和沉思。”[5,p.60]

现代化满足第一阶段：“就其最初的目标以及实际效果而言，现代化本身的确很具诱惑性，也给人类带来了实际的福利。”

紧接着，“人类为物所累，不得不发展现代化，现代化了又需要更加现代化。”“人类对物质生活的欲望是永无止境永无穷尽的，因此单以满足这方面的要求为根本要义的现代化本身就将自己的目标设定为无限的。”“吸毒之所以令人痛恨，不仅在于损害身体，而且在于使人生意义单一化，……对整个地球上的人类来说，现代化造成的不也是同样的后果吗？对地球生态系统的破坏如同对自己的身体的损害，人类文化的单一化、齐一化如同人生的片面和畸形。”[5,p.61]

的确，现代化与吸毒过程十分相似，资源消耗型的全球现代化是一种“传销”过程也是一种让各国“上瘾”的过程，二流、三流国家要不断找“下线”并不断破坏环境（其中一个差异在于，吸毒通常并不直接破坏环境），以满足自己更加现代化的需求。这种不可持续的现代化理念或“圣经”是生物学家道金斯所讲的与基因（gene）相对照的一种“拟子”（meme），它更接近于下文的数字毒品或电子毒品。

以这种类比的眼光看，可以称得上毒品的东西是很多的。俗语讲的五毒“吃喝嫖赌毒”，清人王有光所说的“嫖赌吃著考”，[6] 都分有毒品的核心特征。

个人计算机和因特网兴起、普及后，网络游戏突然浮出水平，现在已经成为重大的社会问题之一，是关乎下几代人身心健康的问题。青少年接触网络游戏一段时间后，其“世界3”便影响“世界2”并最终影响到“世界1”，这是问题的根本所在。举一真实的例子：某10岁女孩，十分可爱，并且从小心地善良。一次坐在父亲开的车上，发现前面的一辆车有意别了一下自己家的车。她脱口而出：“撞它，撞死他！”声音弱小，没有愤怒，甚至还带有一丝快乐。父亲吃了一惊，“她怎么会有这种观念？”事后了解到，她最近玩了许多电子游戏。飙车、撞车、格斗、杀人等都是游戏中的常见情景，玩者的功力、积分往往是以搏杀能力来衡量的。青少年在游戏的虚拟空间中采取各种行动时，根本不会考虑法律、道德问题。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玩得久了，会无意识地混淆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于是会出现“撞它”的喃喃声。她或许以为这跟在电脑玩游戏一样，撞别人的车不过小事一桩，最多会被罚分，而没准儿还会得到奖励分。她或许不清楚现实世界中有意撞车的后果和问题的严重性，至少在那一瞬间她根本没意识到这些。

网络游戏，作为一种游戏，无疑在第一步是有正面价值的。开发游戏的人的动机也不能说都不好（也不排除恶意的情况）。网络游戏确实很有意思，能够缓解青少年的学习压力，达到放松、愉乐的目的，甚至有的网络游戏本身寓教于乐，是学习的好帮手。

但是，某些网络游戏确实具有毒品的第二第三种功能，许多青少年陷于网络游戏不能自拔，不但误了功课、也损害了身体，有的还引起其他严重问题。针对现在部分网络游戏对青少年造成的实际危害，无论在类比的意义上还是在实质意义上，都可以说部分网络游戏是一种毒品。这样说是否有夸张和诽谤的嫌疑呢？不会。难道它们真的是毒品吗，它们怎么没有毒到别人？实际上，在非法律的意义上说某种东西是毒品，并不是特别严重的事情，只表达了人们的一种看法、认识或者价值判断。即使传统毒品，也只针对于吸食毒品的人而言是真正的毒品，他人可以把那些东西视为食物、肥料、垃圾等等。

就毒品的第一种作用、功能而言，毒品的价值是值得肯定的。在这样一个节奏越来越快的社会中生存，谁没有压力？谁不想放松一下？如果毒品没有第二第三种作用，有谁不想尝试一下呢？当然少数特殊的可能不会。如果一个人有足够的毅力，可以享受毒品的好处，在该放弃它的时候坚决放弃，那样不也很好吗！（通常做不到，毒品之毒就在于其瘾极大。可戒除的占少数）

因此，对于家长、门、整个社会对网络游戏，要有思想准备，要知道它们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毒品，当然不是必然成为。要享受其好而避免其坏，是许多人的看法，但问题是如何做到？把握“度”，其实是最重要的也是最难办的事情。不让自己的孩子接触网络游戏，既不人道、也不现实。所谓“适度”，是指家长、学校等通过动态的观察，及时了解孩子的健康、习惯、思想状态等，因人而异地作出判断、控制。

与网络游戏类似，赛伯空间存在更严格意义上电子毒品、数字毒品。网民可以通过下载或者在线的方式消费（吸食）这些。[7] 数字毒品可以做得更有针对性，消费者可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特殊需要，选择特定的毒品或者同一种毒品的特殊的参数设置（相当于传统毒品的口味）。数字毒品也不一定只能通过在线的方式获取，也可以做成传统物品的形式，如网络上销售的可随身携带的“巫毒魔盒”（voodoo magick box，注意“magick”原文如此这里并没有抄错），声称是具有原创性的个人机，通过设置好的电子程序有针对性地发放电流，令使用者享受神奇境界。

吸食数字毒品可以秘密地通过联接因特网来实现，传输过程可以加密也可以不加密。数字毒品可以是免费的也可以是付费的。理论上，根据毒品的特点，毒品提供商通常会以免费或者免费一周、一个月为诱饵。如大量的或叫网站做的就是这类事情，通过满足客户的某些需要而谋利，这是一种有供有需的商品社会的交易行为，只是有些不合法不合伦理道德。不幸的是现在中国人也学会了这一招，并与手机运营商勾结，踩着法律的边界来赚取青少年的黑钱。相比而言，这比国外公开注册的色情场所、网站更有欺骗性、社会危害更大。

数字毒品的麻烦问题在于，合法与不合法通常是模糊的，况且在现代社会个人理论上应当享有充分的自由，他人无权干涉。过分的干涉会引起更坏的后果。比如有专家指出：“在私人空间浏览黄网不会构成对社会大众和公共利益的不良影响。” 有人在对100名已婚人士进行调查时发现：对于提问“独自在家上网时，你是否浏览过黄色网站？”有70%者回答看过。林春副教授还说：“就这道题的答案来看，这样的比例很正常，而且以后随着社会的开放，浏览的人可能会越来越多。”[8] 此前已有经典案例——延安市宝塔区“夫妻看黄碟”案，20xx年1月14日这一震惊全国的案子以人们预期的方式了结：免除主要责任人贺宏亮万花派出所所长职务，警长尚继斌被调往边远派出所继续待岗，民警任杰被公安机关辞退。此案重心落在了公民权利上，某媒体刊出这样的题目《“夫妻在家看黄碟”的无奈：我们在家可以做什么？》，倾向性是明显的。

但问题是，如果夫妻可以看“黄碟”或者叫，未婚者是否可以看、青少年是否可以看？“黄”的程度与“毛”的程度，都需要科学定义，但谁来做这个事情，当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可以依据时，执法者胡来似乎就不可避免。以某些个人的好恶为标准，利用手中的大权，“偷偷摸摸”地对公共网络进行过滤、屏蔽，虽然动机可能是好的，但没有法律依据，相反可能触犯公众访问信息的权利。利用极不成熟的关键词过滤法（任何技术都永无不会完全成熟），有时无意地屏蔽了纯学术网页，影响了人们对网络的正常访问。（举一例：某网站对全国各省区均有一简要介绍，其他文档中如果出现某省区的名字，软件便自动生成一个相关链接。例如，如果文中出现两字，便在这两字下面自动加上了一个可以链接到介绍自治区的文件。但是我亲自看到此软件在某文章中的“东躲”四中的两字下面也加上了同样的链接！）另外，品种繁多的过滤，也降低了本来就很有限的网络传输速率，引起了广大网民的不满。过滤可能是必要的，但要谨慎、有严格的限制，特别是要公开，要有法可依。

根据现代法理精神，法律不禁止的东西就是允许的。这个原则也适用于数字毒品，一般情况下个人吸毒并不犯法，同样下载数字毒品也不犯法。当然，这不意味着法律之外不需要价值判断，事实上这正好为伦理道德留下了广阔的空间，与法律法规相比，伦理道德有更大的弹性和不确定性。

数字毒品的可能未来

商人肯定看好数字毒品的未来，因为它是技术上可行的、商业上有利可图的，也是法律上模糊的。学者则要客观地研究可能性，尽早提出对策。

所谓技术上可行，是指数字毒品的初级产品已经出来了，原则上通过科技的“进步”各种程序和机器都能造出来。比如“vr机”，使用者只要戴上特制的头盔和手套，就可以进入一个有真实感的幻想世界，可以见到自己喜欢的情人，可以做任何想象的事情（可以接吻、抚摸等），得到的感受则与在现实世界做同类事情的感受几乎一样。利用这种机器，可以轻松实现部分人与任意数量、任何类型美女、俊男的“美梦”。又如“全无敌机”，使用者可以实现当统治者的愿望，既可以当村长，也可以当县长、局长、省长、国家主席，也可以长酋长、邪教首领、地球之主、宇宙最高长官等等。这类机器，通常不是物质的，而是以比特的形式存在的，可以通过普通的因特网随处下载，利用客户端软件运行。改变一种配置或者升级，只需要另外下载极小量的额外数据、指令，就像现在查杀病毒软件在线升级一般容易。

在未来的数十年中，数字毒品可能有着广阔的市场，可能是一个朝阳产业。在必要的时候也可能用于士兵培训和真实战争。

但正如数字毒品这一名字所暗示的，它有着与传统毒品类似的三种作用。正因为有第一种作用，它会受到普遍欢迎，它会通过一般性的检查、审查。但它也有第二第三种作用，也会令人类社会为此头痛不已。数字毒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部分替代传统毒品，与传统毒品形成一种竞争关系，但这都不意味着数字毒品危害性就会减小。

我们是否可以只收获一种作用，而避免第二第三种作用呢？这是理想状况，完全做到几乎不可能，也不符合常说的“辩证法”和现实。这也不等于可以无所作为。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数字毒品可能彻底改变人类“性”的含义。性是一类生物经过相当长时间进化而演变出来的一种保证传宗接代、种族延续的方式。在基因层次，人类的两性结合活动通过“孟德尔妖”而尽可能排除不利基因的表现，相对而言是一种比较合理的延续人类自身的方式。现有的克隆技术只取父亲或母亲自身的基因，不但是不自然的而且是不合理的，但是将来的克隆技术可以考虑到模仿“孟德尔妖”的过程，做到从非价值的角度看非常合理甚至比自然过程更合理。也就是说，理论上，通过非繁衍整个人类是可行的。

但是，人类的性行为除了繁衍后代以外，还有获取性的方面。这是各种克隆技术提供不了的。这恰好是数字毒品一类东西可以做到的。

克隆技术加上数字毒品技术，在唯科学主义者看来，就可能提供了一种两全其美的“科学的”解决办法。在数字毒品十分普遍的时代，人们有可能以实际的为耻辱，就像现在相当部分人仍然认为各种形式的（金赛研究了16000例美国男女的性行为，指出92％的男性和58％ 的女性有。现在许多性教育网站公开承认的价值，满街的成人用品商店也在鼓励“全民”，据说既可以增加gdp又可以安定社会！）是变态、不自然、不正常、不道德的即可耻的一样。到了那个时候，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所讲的阶级社会的婚姻逃不掉财产私有关系的影子，会裸地表现出来，到那时现在唯一显得真实一点的真实男女交欢也退居二线。伟人设想到主义，男女之间的关系会更自然、更纯粹，不过在主义到来之前，数字毒品的时代会提前到来。实际上金钱社会出现的相好儿、小蜜、、包二爷现象已经使夫妻之间交欢的品质降低。但无论还是娱乐场所现有的色情种类，都沉迷于真实的肉体，数字毒品也许有些相反。从数字毒品的眼光看，具体实现的方式不重要，关键是功能如何。数字毒品可能使法定婚姻内的交欢以及出轨的交欢均成为不必要或者不是首选。

这种可能性当然有可能使防止艾滋病的人士或者一些道德家感到一丝高兴，特别是有可能使宗教首领窃喜。但长远看，由原子到比特的转换（即由a到b的转换）仍然只是一种形式上的转换，并不涉及根本观念的变化，用另一种还是“六根未净”。在将来，某种新宗教可能宣扬远离本能，达到彻底的性无欲（“圣人无欲”！），以便把人的欲望完全集中在创造新知识上面来。

在一种新型的三个世界高度捆绑的“美妙的新世界”中，人们如何生存、如何繁衍、如何娱乐、如何追求崇高？也许，科幻小说能够给出一点提示。无论如何我们希望明天的阳光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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