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推进国有经济战略调整_经济学论文十篇
加快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推进国有经济战略调整_经济学论文十篇
【经济论文】导语，您所阅览的这篇共有36200文字，由钱范一精心整理之后，上传到美文档！税收是指国家为了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满足社会共同需要、按照法律的规定，参与社会产品的分配、强制、无偿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规范形式。税收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政策工具。加快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推进国有经济战略调整_经济学论文十篇感谢大家一起来阅览，希望对你有帮助！
加快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推进国有经济战略调整_经济学论文 第一篇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国有资产流动；产权交易
【摘要】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不仅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从整体上搞好国有经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国有经济战略调整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需要一系列的主客观条件，还需有切实可行的配套措施。
一、国有经济战略调整的紧切性与条件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随着经济体制变革而变化。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对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进行过多次调整和改革，但这一体制仍未能充分反映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要求，因此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所以继提出“继续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和结构，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十六届三中全会又进一步强调指出广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积极探索国有资产监管和经营的有效形式……”。改革的实践证明，只有进一步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加快国有经济战略调整，才能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要求，更好地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国有经济战略调整的原则和目标是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十五届四中全会以来，加快了国有经济战略调整的步伐。根据我国目前所有制结构布局，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实行了国有企业的改组，推动了国有资产的流动和重组，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仅1999—2000年，全国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通过布局调整，从23.8万户减至19.1万户，减幅达19.7%。但目前国有经济覆盖面仍很广，近20万户的国有企业分布在各个领域。据统计，在608 个工业小类行业中国企涉足604个行业，占99.3%，国有经济进入的行业太多。与此同时，亏损面很大。2000年国企亏损9.7万户，亏损面达50%，亏损额高达18000 多亿元。在全国国有企业中资不抵债的空壳企业多达8.5万户，占国企总数的44.5%。由于国有经济布局分散，形不成实力，发挥不了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鉴于目前的状况，根据十五届四中全会和的要求，必须加快国有经济战略调整的步伐，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才能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从整体上搞好国有经济。
国有经济战略调整的客观条件是：国有资产产权的有效流动。这样才能实现国有经济的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市场经济条件下，进与退又必然涉及到产权的交易和流动问题。因为市场经济是交易的经济，交易的实质是产权的交易。而产权交易的前提是产权清晰。只有产权清晰，建立健全产权流通体制，实现产权的广泛交易，社会资源才能实现最佳配置，经济效益才能提高，国有经济战略调整要达到的从整体上搞好国有经济的目标才能实现。
二、国有资产产权流动的条件和途径
国有资产产权的流动包括很广的含义。本文特指国家作为国有资产的所有者对国有资产行使处置和流动的权利。这些权利包括对国有资产的授权经营、兼并、重组、置换、出售等。国有资产产权的流动，实则是以价值形态衡量和表示的产权易主和重新组合，这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
首先，产权清晰是国有资产产权流动的制度条件。只有产权清晰的各种要素，产权才能实现自由交易。这里的产权清晰是指产权客体归属的产权主体清晰，即有真正的“人格化”的所有者。在我国，个人和法人财产产权是清晰的，而国有资产则不同。从理论上讲，我国国有资产所有者是清晰的，即全体。但实际上又是模糊的，人人都是所有者，人人都不为其所有物负责。可以说，国有产权主体从根本上是缺位的。所以，国有资产所有者与经营者的责权利义关系界定不清或落实不到位，出了问题无人负责。特别是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也有所有者自身层次的问题，即现有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还存在缺陷，尚未形成完善的国有资产委托代理机制。因此，我国经济改革的关键是培育国有资产产权主体，使这一主体对国有资产具有完全的财产关切度和财产维护力度，杜绝因国有资产产权主体虚设而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只有明确国有产权“人格化”代表，才能使之像私人股东一样关心国有企业。
其次，国有资产产权流动的环境条件：培育成熟和开放的资本市场。要实现国有资产的流动性，就必须进行国有资产的产权交易，而产权的交易是在资本市场进行的。国有资产产权的流动即包括以价值形态表现的各种资源、要素等实际资本的产权转让，也包括有价证券(特别是股票)等虚拟资本产权的交易，还包括以专利、晶牌等形式存在的无形资本的转让。这首先要求不断完善资本市场。一个完善的资本市场首先是市场体系的成熟与健全，包括證券市场、非证券的信用资本市场，以及特殊要素市场，还包括以价值形态表现的各种有形和无形资本市场。有了发育健全成熟的资本市场体系，各种形态的资本才能进入市场进行交易。其次要逐渐开放资本市场，不限制交易主体的身份，有条件地允许境外交易者进入市场交易。这样可以增大资本的流人量，提高资本流动的效率和效益，降低交易成本。同时要加强法制建设，确保交易主体通过交易获得的产权受到有效的法律保护。
国有资产产权流动的微观基础条件：加强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增强其盈利性。企业是以生产商品、提供服务为手段达到盈利目的的经济实体。一个企业的资产是否具有流动性，关键在于企业获利的现状和预期。企业生产经营的优劣则决定着企业资产、产权转让价格的高低。这也要求建立科学公正的资本评估制度，客观地评估待流通的国有资产。总之，离开企业的生产经营就是离开了实际资本的有效运营，使国有资产的流动变成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甚至还会产生泡沫。如同本文开头所说国有企业目前亏损面大，大量企业处于微利或亏损，这已成为影响国有资产流动的重要原因。所以，要实现国有资产产权的流动，必须搞好国有企业的经营
国有资产产权流动的途径很多。寻找和探索有效流通途径，实现国有资产的有效流动，是实现国有经济战略调整的路径保证。
(1)产权交易。对那些竞争力不强又是非国民经济命脉行业中管理不善、亏损或潜亏的企业出让产权。出让的对象(购买者)不要作限制，只要对国有资产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估，出让部分或全部产权，收回价值，从而也就实现了从不重要行业退出，有所不为，以便补充到重要的行业而有所为。我国的产权交易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近年来得到较快的发展。但目前仍存在产权关系未理顺、交易规则不健全等问题。在产权交易的同时又附有安置职工等附加条件，这必然影响产权交易。
(2)资产重组和兼并。这种方式的国有资产产权流动主要是由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等出资方具体实施。有的实施跨行业和跨地区的重组和兼并。重组和兼并的结果是兼并方企业实现了扩张，被兼并方产权变更，若兼并方是非国企，国有资产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从而实现了从所有制和行业上的退出。
(3)企业职工购买国有资产，使之具有股份合作制性质的企业。这种方式的产权流动是产权从外部人真正转移到内部人手中。购买方之间是资本合作与劳动合作的统一，在国企非国有化过程中避免了职工安置问题，不失为一种好的方式。但目前我国职工的“购买力”很低，这种方法很难推广。
（4）资产置换、引入外资。前者是对国有资产的优胜劣汰，有利于国有资产的优化配置。后者是“引狼入室”，将那些不重要行业的一些企业转让给外资，利用外资对其改造，盘活企业，实现国有资产的转让。以合作、合资方式退出某些行业，或仅参股而不起主导作用。
(5)对上市公司的国有资产通过上市流通进行“减持”。当前有不少优质国有资产产权因国有股不能流通而长期沉淀在证券市场的“储水池”里。占股票总额2／3的国有股、法人股不能流通，已成为我国证券市场的最大难题。曾经尝试性地推出“国有股减持”方案，但由于国有股占比重太大，人们担心一旦打开 “储水池”闸门有冲垮股市的可能。所以一直实行不了。这也说明我国必须引入外资，特别是开放资本市场是何等的必要。国有股不减持不行，减持又怕打击股市，这种两难的境况不能再持续下去了。长痛不如短痛，否则会更加积重难返。当然，国有股减持是一个涉及方方面面利益的复杂系统工程，应当认真研究，慎重操作。
总之，国有资产产权流动的方式很多，要根据各行业、企业的不同类型、特点采取不同的流动方式，使国有资产在流动中保值、增值，在流动中找到最好的“归宿”和位置，实现资产客体和主体的最佳配置，最终实现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的目标。为此又必须加强和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确保这一改革目标的实现。
三、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现状及问题
根据我国国情，对国有资产实行三层次分级管理的体制和运营模式，即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国有企业。第一层次的是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主体，是在其所属领导下专司国有资产职能的决策和领导机构。通过组建以国有资产经营预算为核心的约束体制，对被授权的国有资产运营和管理主体行使监督的权利。第二层次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是授权的具有企业性质的国有资产运营机构，代表国家对部分国有资产直接行使资产受益重大决策。这一层次主要是解决国有资产所有者“人格化”的问题。第三层次的国有全资和国有控股企业是生产经营主体，享有企业法人财产权，对国有资产管理者(第二层次)负责，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目标和承担风险责任。三个层次产权主体的关系是：
第一层和第二层是国有资产授权者(也是所有者)与经营者的第一层委托代理关系。委托人要求代理人以其特殊法律地位享有国有资产的管理权及产权资本经营权，对委托人的财产承担保值增值的责任。目前这种委托代理关系还存在一些问题，如怎样界定所有者与管理者的关系，使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真正成为国有资产出资者的“人格化”代表，拥有相对应的责权利义等产权。解决的办法应该是，作为第一层委托人在授权过程中要以法律为保障，贯彻和确保责权利义相统一的原则，对授权的责权利义重新界定，并交给其所授权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和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之间在形成具有法律效率的委托代理关系之后，必须严格遵守契约，不得干预国有资产的运作，真正做到政资分开、政企分开，使契约成为行政性委托转化为企业性委托的基础，使一、二层次关系经济化而非行政化，保证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成为国有资产的“人格化”代表。
第二层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和第三层生产经营者主体之间的关系是股份公司国有股东与企业法人的产权约束关系。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作为出资者对企业行使股东权利，企业享有法人财产权利。前者对后者是产权约束关系，表现在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上。后者对前者的资产有委托经营权和实现利润最大化并承担风险的责任。按照公司法，两者均对企业财产承担有限责任。这种权利约束关系在具体实践中也有不完善之处：一是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尚未成为“人格化”的控制者，形同产权主体虚设，对其所控制的企业缺乏有效的产权约束。因此，两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无法真正实现。二是由于国有产权在企业产权结构中占量的绝对优势，所以很难做到政企分开，从行政上干预企业是不可避免的，结果使企业法人的自被削弱。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减持国有股，实现产权主体多元化，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的董事、监事、财务总监等身份向其所控制的企业派驻产权代表。国有产权代表按照出资者的意图在企业中行使相关权利，维护出资者的利益。
上述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虽存在许多不完善之处，但毕竟国有资产有了“主人”，并在不断地健全和完善，为国有资产的流动创造了体制基础，也为国有经济战略调整创造了操作主体。
四、加快国有经济战略调整
国有资产的可流动性为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创造了条件，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建立为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提供了体制保证和约束机制。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要求我们必须加快国有经济调整。
首先，按照十五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实行该进的进，该退的退。进与退要坚持以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搞好整个国有经济为原则，通过资产流动退出非国民经济命脉行业，进入国民经济命脉行业，以便集中力量更好地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根据我国目前情况，国有经济应加强进入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自然垄断行业、重要公品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这样才能形成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从而坚持我国的性质，同时也对国有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起带动作用。
其次，加大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力度。通过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规范的产权交易制度，加快国有经济的战略进退步伐，使国有经济尽快从不该进的行业撤出，集中人财物，进入国民经济的重要行业。目前我国有约50%的国有企业长期亏损，要分清轻重主次，进行进退调整。撤出时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并做到依法有序。进入要按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实行产权重组以其控制力形成经济优势。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调整，实质是国有资产在价值形态上向国民经济命脉领域、重要行业的集中和流动，按照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国有经济战略调整中的进与退涉及国有资产产权问题，若产权不清会防碍流动和调整，也会在流动中流失，所以迫切需要明晰国有资产产权主体，解决国有资产产权管理问题，做到政资分开、政企分开。要加强国有资产产权管理，而不是直接管资产经营，必须组建并完善，把行使国有产权管理机构具体落到实处。同时还要政企分开，建立健全国有资产管理和运营体系，实现所有权管理和企业生产经营分开，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决策的市场竞争主体。
最后，国有资产经营机构和生产经营企业分开，国有资本投资于股份制企业，使生产企业成为投资主体多元化的股份公司，使国有资产所有权和经营权真正分开，最终实现政企分开。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从整体上管理国有资产，搞好国有资产流动，加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是并行不悖的。我们必须在国有经济战略调整中强化产权制度建设，抓紧建立完善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运营体系，有效推动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
SARS引发的对经济发展战略的思考其它经济学论文_经济学论文 第二篇
SARS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倍受关注，国内外众多的相关机构都进行了与预测，从不同的角度对今明两年的经济发展提出了建议，这些研究成果对适时进行宏观调控有积极作用。应该注意到SARS像一面镜子，它能照出我们发展中应重视的问题，SARS又是试金石，它对我们的经济工作进行检验和评判。如果我们能从SARS所得到的新启示来深化对经济发展的战略性思考，那是非常有意义的。从战略上看，才会逐步实现我国的长治久安。
党的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部署，而且特别提到要惠及13亿，经过这次抗击SARS，对的精神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应该把它体现在对经济发展战略的提升上。
一、SARS所反映的需要
（一）非常需要生命安全保障
在全国总体上实现小康之后，最关心的事物是什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深刻内涵是什么，在抗击SARS的斗争中，从重视生命健康的强烈愿望中反映出来。甚至理解为这是职能的集中表达，是国家内涵的最重要的构成。党和采取果断措施，领导万众一心取得抗击SARS的胜利，对此是拥护和满意的，同时，我们也看到我国公共卫生体系的薄弱，反映出公共卫生管理这种关系全民生命健康事业，过去未能从战略高度给予应有的重视。
传染病既威胁的生命健康，其传染和扩散还有可能影响公共对应急能力的信心，导致不良的经济后果，并可能动摇社会的稳定。持续快速的经济发展应伴随着国家对生命健康的保障能力的增强。从这次SARS之后，我们应明确这是对经济发展的质量检验和评价的最重要标准之一。
美国的公共卫生系统被公认为是世界最领先的系统之一，但是在美国的疾病预防方面仍存在控制能力不足、公共卫生工作人员缺乏、疫苗研究能力萎缩等重大的缺陷。SARS提醒我们要结合国情建立起一个能基本保障生命健康的体系包括公共卫生系统、医疗保健系统、医疗、医药市场系统以及居民良好的公共卫生习惯及公共卫生道德的建设。
（二）关注生活质量
国际上相关研究表明，生活质量的提高是生命健康，抵御疾病的基础，是维护自身免疫功能的前提条件。生活质量的提高对卫生安全和饮食等广泛的生活领域提出新要求。
在抗击SARS中，人们注意改善卫生环境，开始树立良好的卫生习惯，对社区赋予了新功能；对水、电等公共系统提出了新要求；对居住条件有了新眼光，特别是对食物的卫生标准和检疫要求倍加关注。这对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未来的投资方向都会产生新的影响，对生活质量要求的提高，直接影响经济发展战略的确定。
由于没有相关法律，我们过去普遍消费的食品用现代标准要求有许多是不合格的，甚至对人体是有危害的，如化肥、农药、催熟剂、重金属含量超标的农产品，不仅影响当代人的健康，而且影响着下一代再下一代人的体魄和竞争力，为此，我们已经付出还有可能付出沉重代价。在抗击SARS过程中对食品的安全性问题倍加关注，对食品绿色化的程度也非常关心，甚至对饮食结构也正在做进一步的理性思考，随着SARS病源的揭示，会对居民消费结构产生影响。
（三）提高了对可持续发展重要性的认识
SARS病毒为什么首先在中国制造传染病并传播扩散，而且在我国经济发达的广东省首发，使人们有许多思考和联想，首先想到的是生活方式和饮食的特点，其次想到的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那些从自然界捕捉的动物甚至是国家保护动物成为“美味”的“新时尚”的不良影响。
SARS提醒人们，如果我们再不重视可持续发展，不要说下代人，连本代人的生命安全是否能得到保障，本代人的需求是否能继续得到满足都有可能成为问题。更多的人们认识到应承认自然界的地位和环境保护的不可忽视，把它同经济发展一样提高到社会发展总体战略目标的地位；承认自然界和环境质量的价值，可能要改变我们的生产模式、生活方式和谋生方式，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统一；迫切要求着重解决影响生活质量提高的突出的社会问题，如社会教育、医疗、卫生、福利、公共安全等问题；利用先进科学技术设法满足工业化社会中人的全面发展所提出的新需求，改变中国的生活——改进由于地域差异、经济地位和贫富差异的约束，给所有中国人以平等的机会，最大限度地发挥才干和实现抱负，促进国家富强和生活质量的提高。
有专家指出：“人类在自然界中与病毒是长期共同存在的，都在进化中生存。人若是自然界的入侵者，病毒就会是人类基因的入侵者”。这种深刻的看法，值得我们思考，当我们能够爱护自然界时，那么病毒就可能不再那么容易入侵我们。可持续发展、绿色化并以此提高生活质量，是我们应有的战略选择。这其中会有一批新型的产业兴起，在促进健康的同时，带来经济的繁荣。
（四）“平等”与“透明”得到拥护
我们取得抗击SARS的胜利，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得到的拥护和支持，是出于对党和的信任。同时，与抗击SARS的正确指导思想和措施是分不开的。
在恶性传染病——SARS面前，国家确定对所有疑似或确诊病人，无论地位和经济条件如何，都平等对待，对隔离区的居民也是一视同仁，国家对医疗费用包下来，使患者本人及其家属在医疗保障上无后顾之忧，这种做法，得到的广泛拥护和国际的赞扬。中国在抗击SARS中的做法表明“对任何人来说，生命只有一次，党和国家对每个生命的尊重、善待和保护是一视同仁的，它体现我国对的最基本的准则”。这种战略思想和行动，得到的爱戴与拥护。
对待关系群众切身安危的重要事件的观念改变得到的拥护。过去有些事情不让老百姓知道，由来把握着。现代社会不允许这样做，关心切身利益的事，老百姓有知情权，同时，现代有些事件像“SARS”不告诉老百姓就控制不住也控制不了。在政策透明上，过去所以做的不尽如人意，说到底是观念问题。这次“SARS”的透明，既得人心，又受到世界的赞誉，从政策透明的角度看是件大好事。
（五）从生活角度关注保护自身免疫力
世界医疗保健观转向注重整体医疗保健和提高人体自身免疫力，在抗击SARS过程中，使人们感受到提高自身免疫能力的重要性。
近些年来，由于疾病形态的转变，人类疾病谱的变化使得化学合成药和抗生素的适用范围面临挑战，世界范围天然植物药发展加快，西方发达国家对包括中医药在内的植物药的重视值得我们关注。中医药特色和优势被更多的医疗实践证实，进一步说明我国中西医结合方针的正确性。
一些医学研究的成果说明，饮食对健康的重要。一位著名的美国医学博士曾讲“每天我们所吃的食品，1/4是来维持我们生活的，而3/4是来维持医生的生计”，尽管我国饮食结构与美国不同，但达到小康初始标准之后，高肉食、高脂肪的态势以及不良的生活模式，应引起我们对改善饮食结构的重视。科学的饮食引导，有助于健康水平的提高和人体免疫系统的改善。SARS期间明显地反映出从饮食结构改善上保护自身免疫力。这方面也要求加以引导。
重视提高人体免疫功能的工作，这虽不是短期的事情，但现在强调很重要、很必要，因为人体的免疫系统是我们健康的最好、最重要的护卫者。有关专家在SARS期间提示：“增强我们自己免疫系统，是最好的预防，就是感染了SARS，如果免疫系统够强，没有其他严重疾病，没有用使免疫力下降的药物，病情不一定出现，或者容易好”。“人们主要靠健全的免疫功能维护人体健康”，这在发达国家已是共识，我们却不够重视，SARS所以在我国得以扩散，可能与此有关。其实人的免疫能力本来非常强，比任何药物都强很多，提高免疫系统的功能最重要的是健康的饮食、良好的卫生习惯。特别是不能乱用药或过量用药，有些药对免疫系统是有损害的，需要予以严格规定和管理。
（六）科学技术抗击SARS能力不足
SARS是21世纪攻击人类的新疾病，我们对它不了解这是可以理解的。问题在于作为13亿人口的大国，我们是否有迅速对它揭秘的能力。恰是在这点上反映出我们科技战略的欠缺。
在抗击SARS过程中，中国科学家和医务人员一样做出了贡献，取得了可喜成果。但我们同时也应清醒地看到，我们没有应有的技术储备和装备，对科学工作条件形成制约。应该说这可能不都是财力和科研水平问题，而更多的是管理和对科研重点的选择问题。
（七）面临新型传染病挑战
“受全球化、现代医疗实践和农业活动导致的不良后果、人类行为方式的变化以及环境因素的影响，传染病已取代来自敌对国家直接的军事威胁而成为国际社会及各国面对的严峻挑战”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危机管理研究中心报告。。
●人类安全已经成为21世纪社会所面临的新威胁。在这种背景下，安全的首要目标是保护个人安全，这就要重新考虑国家的安全体系。个体安全既取决国家的整体能力，又取决于个体的生活质量
SARS引发的公共卫生事业财政支出问题_经济学论文 第三篇
始于20xx年底而于20xx年春节后在广东等地区大规模爆发的SARS疫情，对我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在战胜SARS的过程中，“买单”这一决策，即由提供资金保障，在危机中起到了安定人心、快速救治的作用，对疫情的有效控制起到不可抹煞的作用。那么，从财政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为这次“买单” 的成本和效益算一笔帐，SARS危机带给我国财政支出领域的思考。
应对SARS危机的财政支出（危机的总成本）
——与地方财政已发生的突发性事件应急支出虽然经过多方努力，此次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但是财政也为此支付了巨额成本，和地方财政在应对此次事件中的突发性事件支出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灾害所需费用。从4月初财政根据建立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反应机制的要求，拨付专项资金3.1亿元用于第一阶段应急反应机制的建设的第一笔经费起，截至5月14日，和地方财政用于防治SARS的经费共计126亿元，超过了1999年到20xx年三年救灾支出的总和。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和地方财政在SARS危机中的突发性事件支出数额是巨大的。在我国的财政预算安排中，应对突发性事件的预算支出科目有两项：一是财政和地方财政的预备费，二是列在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项目下的救灾支出。我国20xx年预算中安排了100亿的总预备费，本次动用了20亿（不包括此间对地方用于SARS防治的转移支出），属于有史以来一次性支出最多的一次。而各级地方的财政支出约为80多亿元，各地因经济情况和疫情程度不同而有所不同。
——税收减免与各项财政性收费减免形成的财政支出自5月9日起，和各地方了一系列减免税费的政策措施，这也构成了一大笔税式支出和财政性收费式支出，成为今年现实财政收入的减少数，根据去年财政性收费和税收收入估计，此项支出也有十几或几十亿元的数额。具体情况如下：
5月9日，决定自20xx年5月1日起至20xx年9月30日，对受SARS影响较大的餐饮、旅店、娱乐、民航、旅游、公路客运、水路客运、出租汽车等行业减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15项性基金。这15项基金中，属于的收入全部免收；属于地方的收入，具体减免幅度由当地决定。
5月11日，决定对受疫情直接影响比较突出的部分行业在20xx年5月1日至9月30日期间实行税收优惠政策。民航的旅客运输业务和旅游业免征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此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以根据当地疫情和对相关行业生产经营影响的实际情况实行如下税收优惠政策：对饮食业、旅店业减征、免征或缓征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对出租汽车司机免征个人所得税或降低征收定额。对出租汽车公司和城市公共交通运输公司减征、免征或缓征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
在此前后，与政策相配套，各地方的其他政策也陆续。其中、上海、广东和杭州的政策较为典型，包括对一线医护人员和出租车行业个人所得税的免除；对酒店、餐饮、商贸等旅游性服务业的部分行政事业收费和经营性收费的减免；提高出口退税补贴比例；加大财政对医药储备力度的支持；对困难的旅游、餐饮、娱乐业的中小企业给予短期流动资金贷款担保支持；调整了交通运输、旅游业、娱乐业的税费等十几项税费优惠政策。
——由于宏观经济增长减缓（GDP增速下降）带来的隐性财政支出根据经济学家的预测，我国宏观经济增速减缓是确定的。乐观地讲，会下降0.2-0.5个百分点，悲观地讲，可能下降1-2个百分点。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尽管今年前四个月我国税收收入增长了30%，达到7270亿元币，这一数字相当于去年全年税收收入18900亿元的38.46%.但是第一季度的税收增长很快会被减税和经济增长下降所冲销。据国家税务总局估计，受经济增长减缓影响，今年全年税收收入可能会减少300亿元币（将受益行业带来的税收增长与受损行业带来的税收减少一并考虑）。其他财政性收费和基金项目自然也会随着经济发展速度的减缓而有所下降，这些都构成此次SARS危机带来的隐性财政支出，这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对我国财政公共卫生支出状况的“卫生总费用”是世界卫生组织（WHO）衡量卫生总投入的一般指标。它包括预算卫生支出、社会卫生支出、居民个人卫生支出三大项。其中预算卫生支出是指一国和地方各级的卫生事业经费拨款总额，即财政卫生支出。
在我国，财政对公共卫生支出的对象覆盖医疗卫生管理机构（卫生局机关）、公共医疗机构（医院、卫生所等）、公共卫生防疫机构（流行病、传染病、职业病、地方病防疫站等）、医学科研机构（医学研究院所、医科院校）、突发性事件的医疗救护（地震、洪涝灾害）等。
公共卫生支出范围主要包括卫生管理部门管理费用支出、公立医疗卫生机构人员工资和福利支出、卫生设备支出、卫生科学研究支出、医学教育支出、预防保健支出、突发性事件的医疗救护支出（地震、洪涝灾害等）等。
——从“卫生总费用”指标的规模和构成看，近十年来，公共卫生支出的比例在不断下降。1991—2000这十年间，我国卫生总费用从总量上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尽管如此，从国际比较看，我国人均卫生支出在世界191个国家中居141位，仍属低下水平。在卫生总费用中，预算卫生支出总额也在逐年增长，从1991年的202.3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709.5亿元，但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却在下降，从1991年的22.8%下降到2000年的14.9%.居民个人卫生支出在这十年间呈现快速增长势头，由1991年占卫生总费用的38.3%增长到2000年的60.6%.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卫生总费用的变化情况直接反映出我国医疗卫生保障制度的变革，即计划经济时期的公费医疗制度彻底被打破，我国居民开始成为卫生支出的主要负担人。但是，此次SARS危机又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即虽然卫生支出不再成为的包袱，但是的公共卫生支出是否足够了呢？
——从用于公共卫生服务的“卫生事业经费”指标看，其在财政支出中的比例呈不断下降趋势：
用于公共卫生服务的经费总额在不断增加，但是它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例呈不断下降趋势，从1996年的2.36%下降到2000年的1.71%.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些年我国公共卫生服务支出的增长速度与GDP增长比例是极不协调的，至少没有保证趋势上的一致性。这和国际上经济发展的同时加大公共卫生投入的普遍做法大相径庭。财政公共卫生支出严重不足。从这方面，似乎可以有助于我们找出此次SARS危机中我国公共卫生体系为何措手不及的部分原因。
——从“卫生事业经费”使用情况看，我国公共卫生支出用于预防保健和农村基层卫生组织的比重很小
我国卫生事业经费中，医疗机构的投入是经费保证的重点，尽管卫生事业经费总额从1994年到1997年逐年增加，但是，县及县以上医院的事业费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最大，如果将医院和中医医院所占的比例相加，城市为64.2%，农村地区为56.5%；用于乡镇（街道）卫生院补助比例，城市为 9.6%，农村为 23.8%；用于预防保健的比例，城市为13.2%，农村为15.6%.也就是说，目前卫生事业费主要用于医疗机构，尤其是县及县以上医院，并且主要是人员经费支出，而用于农村基层和预防保健的业务费用比例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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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卫生总费用核算结果和分析_经济学论文 第四篇
第一部分 前言
国家卫生费用核算（NHA）是与卫生政策有关的基础性研究之一，卫生政策制定者需要建立卫生费用核算系统，并通过它提供对政策有影响的信息。 卫生费用核算系统的建立与完善可以回答以下问题：卫生资金是从那里来的？（筹资来源）卫生资金流向那里？（卫生服务和商品的提供者）卫生资金主要用于什么服务？（从服务功能上评价卫生资源利用情况）
中国卫生总费用核算开始于80年代初。1981年，世界银行专家来华考察，引进卫生总费用概念，并介绍国际卫生总费用核算方法，中国与世界银行合作，首次运用筹资来源法和服务提供法估计与测算了中国1980年和1985年卫生总费用，拉开中国卫生总费用研究与测算的序幕。此后，中国逐步开展这项研究工作，在实践中积累经验和完善测算方法。
1987年，世界银行专家再次对中国门进行考察，并与规划财务司、贷款办等相关业务司局合作，与中方专家共同研讨中国卫生总费用测算方法，并确认1978-1985年卫生总费用估计值。90年代初，中国和世界银行经济发展学院合作成立中国卫生总费用核算研究课题组，对中国卫生核算的理论和方法展开系统研究，学习与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结合中国卫生改革实践，在多部门的支持和配合下，经过大量的现场调查与实际测算，使中国卫生总费用核算方法日趋成熟，不断完善，初步建立了与中国卫生保健体制相适应的卫生费用核算体系和测算方法，以及国家级卫生总费用常规测算和信息发布系统，定期估计和发表全国卫生总费用测算结果和报告,其测算结果已经成为中国决策依据之一，在与评价卫生经济政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95年7月，世界银行组建专家考察团访问中国，对中国卫生总费用核算方法和结果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细致地考察，并与、财政部等多部门高级官员和工作人员进行访谈，深入了解中国卫生总费用测算方法和数据来源。考察结束后，世行专家组向中国提交了一份《中国卫生总费用评估报告》。报告中基本肯定了中国卫生总费用筹资来源调查方法和测算口径。同时提出需要进一步解决卫生总费用测算值偏低和遗漏问题，并在完善筹资来源法的基础上，开展卫生总费用实际使用法的测算研究。同时，将经合组织（OECD）卫生费用核算的概念和标准介绍给中国，并建议和帮助中国卫生费用核算小组按照OECD的核算制度逐步修改和调整中国卫生总费用估计值，试将筹资来源法和实际使用法的测算结果以矩阵表形式进行综合平衡，争取与国际卫生总费用核算体系接轨。此后，国内专家就卫生总费用核算指标分类和政策应用再次进行论证，并根据调整后的指标分类，对1990-1995年的测算结果进行统一修正和调整。
随着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以及国家对部分宏观数据进行的局部调整，再次对20xx年以前中国卫生总费用测算结果进行重新复核，并对部分历史数据做出相应调整和必要的更新，既保持了主要评价指标的历史连续性，又能真实反映并适应变化了的经济环境。
第二部分 中国卫生总费用概要
20xx年卫生总费用
20xx年中国卫生费用筹资总额为5684.63亿元，占GDP的5.42%。人均卫生总费用442.55元。按美元计算，20xx年卫生总费用686.80亿美元，人均卫生总费用53.47美元。
卫生总费用按筹资来源分类
20xx年，财政卫生支出864.49亿元，占卫生总费用15.21%。社会保险和其他卫生支出1503.62亿元，占卫生总费用26.45%。个人现金卫生支出3316.52亿元，占卫生总费用58.34%。
卫生总费用变化趋势
1978-20xx年，卫生总费用占GDP的百分比由3.04%上升为5.42%，80年代在3-4%之间，90年代在4-5%之间。
1978-20xx年，财政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重从32.16%下降到15.21%。社会保险及其他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重从47.41%下降到26.45%。个人现金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重从20.43%上升为58.34%。
卫生总费用按WHO口径分类
1990-20xx年，公共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重由59.64%下降为32.58%。私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重由40.36%上升为67.42%。其中，社会保障卫生支出占公共卫生支出比重在60%以上，20xx年为61.1%。个人现金卫生支出大约占私人卫生支出的90%。
卫生总费用按服务提供者分类
1990-20xx年，医院费用占卫生总费用比重由56.07%上升为67.68%，门诊机构费用由20.93%下降为13.44%，药品零售机构费用由2.23%上升为7.85%，公共卫生机构费用基本维持在6%左右，卫生行政管理机构费用由0.34%上升为0.76%。
卫生总费用按服务功能分类
1990-20xx年，按卫生服务功能分类，占卫生总费用比重最大的是住院服务、门急诊服务和门诊医疗用品费用。住院服务占卫生总费用比重上升明显，从1990年的25.91%增加到20xx年的33.60%；门急诊服务从13.98%上升到17.10%，而门诊医疗用品所占比重略有下降，从35.60%降到31.07%。预防和公共卫生服务比重略有增加，但变化趋势不明显，1990年为7.97%，20xx年达到10.89%。
医疗总费用
20xx年全国医疗总费用估计值为4754.48亿元，人均医疗费用370.91元。其中，门诊医疗费用2556.67亿元，住院医疗费用2197.81亿元。人均门诊费用和人均住院费用分别为199.81元和 171.10元。
20xx年城市和农村医疗总费用估计值分别为2826.62亿元和1937.86亿元，5亿城镇人口的医疗消费总额高于7.8亿多农村人口的医疗总消费，城镇人口的人均医疗消费大约是农村人均医疗消费的2.3倍。
实物期权理论及其应用前景研究_经济学论文 第五篇
一、实物期权的内涵
1、实物期权理论产生的背景
长期以来对企业价值直接评估的经典方法是折现现金流(DCF)法，但是DCF法却存在很大的问题：首先，用DCF方法来对进行估价的前提假设是企业或项目经营持续稳定，未来现金流可预期。但是这样的方法往往隐含两个不切实际的假设，即企业决策不能延迟而且只能选择投资或不投资，同时项目在未来不会作任何调整。正是这些假设使DCF法在评价实物投资中忽略了许多重要的现实影响因素，因而在评价具有经营灵活性或战略成长性的项目投资决策中，就会导致这些项目价值的低估，甚至导致错误的决策。其次，DCF法只能估算公司已经公开的投资机会和现有业务未来的增长所能产生的现金流的价值，而忽略了企业潜在的投资机会可能在未来带来的投资收益，也忽略了企业管理者通过灵活的把握各种投资机会所能给企业带来的增值。因此基于未来收益的DCF法对发掘企业把握不确定环境下的各种投资机会给企业带来的新增价值无能为力。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外经济学家开始寻找能够更准确地评估企业真实价值的理论和方法。在期权定价理论的基础上，Black、Scholes、Merton等学者进行了创造性的工作，理论界逐步将金融期权的思想和方法运用到企业经营中来，并开创了一项新的领域——实物期权，随着经济学者的不断研究开拓，实物期权已经形成了一个理论体系。
2、实物期权的含义
实物期权(real options)的概念最初是由Stewart Myers(1977)在MIT时所提出的，他指出一个投资方案其产生的现金流量所创造的利润，来自于目前所拥有资产的使用，再加上一个对未来投资机会的选择。也就是说企业可以取得一个权利，在未来以一定价格取得或出售一项实物资产或投资计划，所以实物资产的投资可以应用类似评估一般期权的方式来进行评估。同时又因为其标的物为实物资产，故将此性质的期权称为实物期权。
Black和Scholes的研究指出：金融期权是处理金融市场上交易金产的一类金融衍生工具，而实物期权是处理一些具有不确定性投资结果的非金产的一种投资决策工具。因此，实物期权是相对金融期权来说的，它与金融期权相似但并非相同。与金融期权相比，实物期权具有以下四个特性：(1)非交易性。实物期权与金融期权最本质的区别在于非交易性。不仅作为实物期权标的物的实物资产一般不存在交易市场，而且实物期权本身也不大可能进行市场交易；(2)非独占性。许多实物期权不具备所有权的独占性，即它可能被多个竞争者共同拥有，因而是可以共享的。对于共享实物期权来说，其价值不仅取决于影响期权价值的一般参数，而且还与竞争者可能的策略选择有关系；(3)先占性。先占性是由非独占性所导致的，它是指抢先执行实物期权可获得的先发制人的效应，结果表现为取得战略主动权和实现实物期权的最大价值；(4)复合性。在大多数场合，各种实物期权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不仅表现在同一项目内部各子项目之间的前后相关，而且表现在多个投资项目之间的相互关联。表1列示了实物期权与金融期权的具体比较。实物期权也是关于价值评估和战略性决策的重要思想方法，是战略决策和金融相结合的框架模型。它是将现代金融领域中的金融期权定价理论应用于实物投资决策的方法和技术。
表1：金融期权和实物期权的比较
项目 金融期权 实物期权
标的 股票、期货等金融商品 实物资产、投资计划
标的物现值 金融商品目前价格 投资计划未来现金流量现值
标的物价值 金融商品价格 投资计划收益、实物资产价格
履约价格 期权契约上的执行价格 投资计划预期总成本
权利期 有一定的到期日 知道投资机会消失为止
标的契约 有 无
公开市场交易 集中市场交易 无
二、实物期权理论的内容
实物期权理论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和开拓，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完善的理论体系。下面我们对实物期权理论进行一个全面。
（一）实物期权的种类和内容
1、延迟期权(Option to defer)
延迟期权即管理者可以选择对本身企业最有利的时机执行某一投资方案。当管理者延迟此投资方案时，对管理者而言即获得一个等待期权的价值(the value of the option to wait)，若执行此投资方案也就牺牲了这个等待期权，其损失部分就是此投资方案的机会成本。因此，可将延迟期权的价值写成：
Option value to defer=Max(V-Ic,0)
其中V为投资计划价值，Ic为投资计划延迟一期的投资成本。
McDonald & Siegel(1986)研究不可恢复投资计划的最佳投资时机，讨论延迟期权的评估，并推导出最佳投资时机的决定方法。同时McDonald & Siegel利用仿真的例子指出延迟期权的重要性，结论指出投资计划的最佳延迟时机大约是在当计划价值为投资成本的两倍时。Smit & Ankum(1993)则利用二项模式与博奕论来探讨在完全竞争市场、垄断市场及寡头垄断市场中，延迟期权和竞争者存在的情况对于投资决策时机的影响。在完全竞争市场下，企业虽然有延迟期权，但是仍会选择尽早投资，以避免竞争者比自己更早进入市场，而使自己丧失先机。在垄断市场下，由于企业具有竞争优势，竞争者不易进入市场，因此可以等待最佳时机执行期权。寡头垄断市场情况则介于两者之间，如果市场只有两家厂商时，环境的不确定性越高，则双方越不会提早执行期权，但如果有一方提前执行，则另一方也会跟进。2、延续性投资期权(Time-to-build option)
企业的投资是一种连续性和阶段性的投资，而企业在每一阶段的投资，决定了下一期是否继续投资，这种决策的弹性可以可视为企业每一期的投资取得了下一次的投资机会，就像是一个复合式期权(Compound Option)1。这种期权的评价多应用于R&D密集、高度不确定性、资本密集的产业，如高科技、生物制药等。
Maid & Pindyck(1987)利用延续性投资期权对具有延迟性且为一连串的投资计划进行评价，主要目的是衡量投资计划中管理者拥有的弹性价值，其研究结果指出传统现金流量折现法往往会低估投资计划的价值。Carr(1988)探讨延续换(sequential exchange)机会的问题，而延续性是复合的概念，故他将Geske(1979)复合期权评价模式与Margrabe(1978)交换期权评价模式进行了整合，形成了复合交换期权评价模式，
3、修正期权(Option to alter operating scale)
在企业的生产过程中，管理者可根据市场景气的变化（如产品需求的改变或产品价格的变动）来改变企业的运营规模。当产品需求增加时，企业便可以扩张生产规模来适应市场需求，反之则缩减规模甚至暂停生产。若未来市场需求较原先预期乐观，则可将规模扩大x%，所增加的资本支出为IE，故管理者可以选择维持原生产量或扩大企业规模，而此扩大机会就如同是一种买方期权，因此投资方案价值应是原计划价值加上扩大的价值：
Option value to expand=V+Max(xV-IE,0)=Max(V,(1+x)V-IE)
如果未来市场需求比原先预期要悲观，那么可缩减C%的规模，因缩减规模所减少的资本支出为IC，管理者可以选择维持原生产量或缩减运营规模，而此缩减机会也如同买方期权，缩减期权的价值为：
Option value to conract=Max(IC-CV,0)
4、放弃期权(Option to abandon)
若市场情况持续恶化或企业生产出现其它原因导致当前投资计划出现巨额亏损，则管理者可以根据未来投资计划的现金流量大小与放弃目前投资计划的价值来考虑是否要结束此投资计划，也就是管理者拥有放弃期权(Option to abandon)。如果管理者放弃目前投资计划，则设备与其它资产可在二手市场出售使企业获得残值(salvage value)。在情况不利于企业管理者时，管理者可选择继续经营（价值为V）或停止生产以获得放弃价值（残值为A）。因此放弃期权价值为：
Option value to abandon=V+Max(A-V,0)=Max(V,A)
5、转换期权(Option to switch)
当未来市场需求或产品价格改变时，企业可利用相同的生产要素，选择生产对企业最有利的产品，也可以投入不同的要素来维持生产特定的产品。管理者可根据未来市场需求变化，来决定最有利的投入与产出，也就是管理者拥有转换期权(Option to switch)。Baldwin & Ruback(1986)指出未来资产价格的不确定性使得投资计划拥有转换期权。而由于转换的机会一般较早发生，所以转换期权对于短期资产而言更有价值。Kulatilaka & Trigeorgis(1994)针对投资方案执行过程中，为了生产特定产品，可以投入不同的生产要素；或者有相同生产要素的投入，而有不同产品组合的产出，因此提出生产要素转换期权衡量模式。
6、成长期权(growth Option)
企业较早投入的计划，不仅可以获得宝贵的学习经验，也可视为未来投资计划的基础投入，这种计划的关联关系就如同是计划与计划间的复合式期权，因此成长期权多应用于策略性产业(strategic industries
略谈税收筹划及其应用_经济学论文 第六篇
1.合法性。即税收筹划应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由税收政策指导筹划活动。企业要将自己的筹划行为与不当避税、偷税、漏税合理地区分开来。在合法的前提下进行税收筹划，是对税法立法宗旨的有效贯彻，也体现了税收政策导向的合理有效性。
2.超前性。税收筹划是企业对生产经营、投资活动等的设计和安排。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纳税义务的发生具有滞后性，即由于特定经济事项的发生才使企业负有纳税义务，如：产品、劳务销售，货物运输后才缴纳增值税、营业税等；收益实现后才缴纳所得税等。一旦经营活动实际发生，应纳税款就已确定，再进行筹划已失去现实意义。
3.目的性。税收筹划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减轻税收负担一般有两种形式：一是选择低税负，在多种纳税方案中选择税负最低的方案；二是滞延纳税时间，即在纳税总额大致相同的各方案中，选择纳税时间滞后的方案，这就意味着企业得到一笔无息贷款，通过税负减轻而达到收益最大化的目的。
4.积极性。从宏观经济调节看，税收是调节经营者、消费者行为的一种有效经济杠杆，国家往往根据经营者和消费者的“节约税款，谋取最大利润”的心态，有意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引导和鼓励投资者和消费者采取政策导向的行为，借以实现某种特定的经济或社会目的。
5.综合性。由于多种税基相互关联，某种税基缩减的同时，可能会引起其他税种税基的增大；某一纳税期限内少缴或不缴税款可能会在另外一个或几个纳税期内多缴。因此，税收筹划还要综合考虑，不能只注重个别税种税负的降低，或某一纳税期限内少缴或不缴税款，而要着眼于整体税负的轻重。
6.普遍性。从世界各国的税收体制看，国家为达到某种目的或意图，总要牺牲一定的税收利益，对纳税者施以一定的税收优惠，引导和规范纳税人的经济行为，这就为企业提供了进行税收筹划、寻找低税负、降低税收成本的机会，这种机会是普遍存在的。
二、税收筹划与偷税的区别
税收筹划与偷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税收征收管理法》明确规定：“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或者在账簿上多列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是偷税。”因此，不论是站在纳税人的立场上，还是站在立法者的立场上，准确地判断“税收筹划”与“偷税”都是很有必要的。企业进行税收筹划的结果与偷税一样，在客观上会减少国家的税收收入，但不属于违法行为。二者的区别主要有：①偷税是指企业在纳税义务已经发生的情况下通过种种不正当手段少缴或漏缴税款，而税收筹划是指企业在纳税义务发生前，通过事先的设计和安排而规避部分纳税义务；②偷税直接违反税法，而税收筹划是在税法允许的前提下善意利用税法的有关规定，并不违反税法；③偷税行为往往要借助于犯罪手段，如做假账、伪造凭证等，而税收筹划是一种合法的行为。
当前，一些企业避税心切，或者受到一些书籍的误导，以至于良莠不分，把偷税行为当成了税收筹划，直至受到法律的制裁还蒙在鼓里。其主要原因：一是不懂得税收筹划与偷税的区别，把一些实为偷税的行为误认为是税收筹划；二是明知故犯，打着税收筹划的幌子进行偷税。
笔者认为，只要企业的财务人员切实掌握了税法，税收筹划与偷税的区别是不难分清的。
三、税收筹划的应用
税收筹划是基于不违法并且运用税收法律、法规以及财务会计政策的有关规定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进行税收筹划实际上也是一个选择运用税收法律、法规、财务会计政策以及其他经济法规的过程。税收筹划在企业中的运用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企业组建过程中的税收筹划。企业在组建过程中，可选择恰当的组建形式来进行税收筹划：
(1)公司制企业与合伙制企业的选择。当前我国对公司制企业和合伙制企业实行差别税制。比如有限责任公司与合伙经营相比较：有限责任公司要双重纳税，即先交企业所得税，股东在获取股利收入时再交纳个人所得税；而合伙经营的业主或合伙人只需交纳个人所得税。因此，在组建企业时，采取何种形式必须认真筹划。
(2)分公司与子公司的选择。设立分公司还是通过控股形式组建子公司，在纳税规定上就有很大不同。由于分公司不是一个法人，它实现的盈亏要同总公司合并计算纳税，而子公司是一个法人，母、子公司应分别纳税，而且子公司只有在税后利润中才能按股东占有的股份进行股利分配。一般说来，如果组建的公司一开始就可盈利，设立子公司就更为有利。在子公司盈利的情况下，可享受到当地提供的各种税收优惠和其他经营优惠。如果组建的公司在经营初期发生亏损，那么组建分公司就更为有利，可减轻总公司的税收负担。
2.企业投资决策过程中的税收筹划。企业需要对投资地税收待遇进行充分考虑。有时国家为了支持某些区域的发展，一定时期内对其实行政策倾斜，如现行对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西部地区等的税收优惠政策。在这些地区投资，有些税种可以少交或不交，这完全符合的政策导向和税法的立法意图。因此，在国内进行投资时，应适当选择这些税收优惠地区。另外，为了优化产业结构，国家在税收立法时，也作了相应的规定，以鼓励或限制某些行业的发展。因此，企业投资时选择投资何种行业也可以进行税收筹划。
3.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税收筹划。企业可以通过合理安排生产经营活动来进行税收筹划。例如，对于享受限期减免所得税优惠的新办企业，获利年度的确定也应作为企业税收筹划的一项内容。由于新办企业产品初创，市场占有率相对较低，获利初期的利润水平也较低，因此，减免所得税给企业带来的利益也相对较小。为了充分享受所得税限期减免的优惠，企业可通过适当控制投产初期产量及增大费用等方式，一方面推迟获利年度，另一方面通过提高产品知名度，充分挖掘其潜在的市场占有率，提高获利初期的利润水平，从而获得更大的节税利益。
4.对外筹资的筹划。企业对外筹资一般有两种方式，一是股本筹资，二是负债筹资。虽然两种筹资方式都可以使企业筹集到资金，但由于这两种方式在税收处理上不尽相同，选择不同渠道筹集资金，就会形成不同的筹资成本。根据税法规定，企业支付的股息、红利不能计入成本，而支付的利息则可以计入成本。因此，企业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筹资方法。一般而言，当企业息税前的投资收益率高于负债利息率时，增加负债，就会获得税收利益，从而提高权益资本的收益水平；当企业息税前的投资收益率低于负债利息率时，增加负债，就会降低权益资本的收益水平。
5.利用会计核算进行税收筹划。这表现在：①存货计价方法筹划。由于存货计价方法的不同，材料成本在期末存货与已售产品之间的分配金额就不同，从而影响到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和企业所得税。在进行税收筹划时，可以对存货的计价方法进行选择，以达到节税或缓缴税款的目的。按照税法规定，企业发出存货采用实际成本核算时，可以采用先进先出法、后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移动加权平均法等进行核算。根据各种核算方法特点，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采取最有利于企业的方法，达到税收筹划的目的；②成本费用核算中的税收筹划。根据各单位的实际情况，通过选择恰当的存货计价方法、折旧计提方法等有效合理地控制成本，以达到税收筹划的目的。例如计提折旧方面，在税法允许的情况下可选择加速折旧法，适当的折旧年限等来达到节税目的。另外，当企业预计近期利润较高时，也可适当安排购置和更新设备。一般情况下，如果企业依法可以选择加速折旧法时，应尽量使用加速折旧法。此外，企业可依据有关法规和企业的具体情况，选择相应的折旧年限来达到节税的目的。
6.股利分配过程中的税收筹划。股利分配方式主要有两种：现金股利和股票股利。我国现行税法规定，个人股东获得现金股利，按规定的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而取得股票股利却不需交纳个人所得税。因此，企业可以对现金股利的发放比例进行筹划。
7.职工工资的筹划。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职工工资的办法有两种：一是计税工资法，发放工资总额在计税标准以内的据实扣除，超过标准的部分不得扣除；另一种是工效挂钩法，职工平均工资增长幅度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幅度的，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准予扣除。
在这两种方法可供选择的情况下，效益不佳的企业可采用第一种方法，效益较好的企业可以采用第二种方法，尽可能地把职工工资控制在应纳税所得额允许扣除范围内。
税收筹划是一个企业走向成熟、理性的标志，是一个企业纳税意识不断增强的表现，是企业的有关利益主体采取合法的手段追求减税利益的实现。它是企业一种长期行为和事前筹划活动，需要具有长远的战略眼光，要着眼于总体的管理决策之上，有时还要与企业发展战略结合起来，选择能使企业总体收益最大、最优的方案。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节税增收”。 colspan="2" align='right' class="Article_tdbgall">
劳动价值论的几个公式及其应用_经济学论文 第七篇
目前，我国理论界正在深入广泛地讨论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无论是在目前这场讨论中，还是在长期以来中外学者的研究中，对劳动价值论都提出了一系列的质疑和难题。其中有些难题在著作中并无现成答案，应用传统理论也难以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这就使的劳动价值论和主义经济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也孕育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我们应该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把劳动价值论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把创立了一百多年但至今未获应有发展的的劳动价值论从各方面加以丰富和发展。为此，本文冒昧提出几个新理论和新公式，并尝试应用这些理论和公式，和破解关系到劳动价值论兴废存亡的几个问题。
一、几个公式
（一）价值决定公式——价值规律公式之一
关于价值决定的基本观点是：“只是社会必要劳动量，或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该使用价值的价值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注：《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52页，，出版社，1972。）关于价值决定的这个观点是价值规律的首要内容。在这里所说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是理论界通常所说的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以下用个量t及其总量T[,1]表示）。对于t[,1]参与价值决定，在承认劳动价值论的学者中是没有争议的。但也许正因为没有争议，人们对t[,1]的认识一般也就没有深化、 细化和量化。其实，根据的论述和社会实践，t[,1]包含着丰富的内涵和外延，有必要在认识上加以深化、细化和量化。
从内涵来说，所说的t[,1] 至少包含着三个重要的规定：一是劳动时间，并且是有效劳动时间，是制造某种使用价值的劳动时间；二是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三是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基本上也就是社会平均的或中等的生产条件。后两个规定结合在一起，也就是社会平均的或中等的劳动生产率和劳动生产力（在这里，这两个概念完全一致，可以通用）。这样，商品的价值量（W ）就是劳动时间（t）和劳动生产率或劳动生产力（N）的函数，即：
W＝f（N，t）
在这里，N又是由多种情况和要素决定的。 正如所说：“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注：《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53页，，出版社，1972。）在这多种情况中的每一种，都是一种或一类生产要素，每种要素又都包含着许多方面和因素。具体说：
第一，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可以说是劳动力要素（r）， 其中包括劳动者的德、智、体素质，这又取决于先天的体质和智力遗传因素、后天的教育和环境因素，特别是本人的主观努力以及这种努力的方向和程度等等。
第二，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可以说是科学技术要素（e），其中包括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和应用程度，相关知识、 信息的获取、传递、加工、贮存、应用水平，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所承载的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种类和含量等等。
第三，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可以说是管理要素（g）， 其中包括微观的经营管理，宏观的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纪律、制度、政策、措施、分工、协作，以及由此形成的生产力系统。
第四，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可以说是资本要素（c）， 其中包括资本的积累、积聚、集中、筹措、运作，生产资料的获取、配置、利用、更新改造等等。
第五，自然条件主要是土地要素（d）， 完整地说应该包括人类自身的自然（已列入劳动力要素之中）和人类外部的自然，后者又包括土地、水源、森林、矿藏、日照、气候、其他动植物、生态环境等等。
所有这些要素，都是劳动生产力的决定性因素，从而都是商品价值量的决定性因素。仅以上述五项要素列入价值决定的关系式，可得出以下公式：
W＝f（r，e，g，c，d，t）
以上因素都影响到价值决定，其中有的是加和关系，有的是比例关系，有的是非加和性、非线性的关系。
从外延来说，无论在中国在世界都存在着多层次的生产力，存在着多种不同的生产条件和劳动力条件。同一规格质量的产品都可能有多个不同的生产者向市场提供；这些生产者有的是个体，有的是企业；企业中有独资的，有合资的，有股份制的，有国有的。不同生产者会有不同的生产条件、劳动力条件和由此决定的不同的劳动生产率。这些生产者各自的个别劳动生产率（N）可能分别等于、 大于或小于社会平均的劳动生产率（N[,1]），从而N与N[,1]的比值n（我们把n 叫做相对劳动生产率或劳动生产率指数）可能分别等于1，大于1或小于1。即N＝N[,1]，N＞N[,1]，N＜N[,1]，亦即n＝1，n＞1，n＜1。但无论个别劳动生产率N和个别劳动时间t怎样不同，同一规格质量的产品投放到同一市场上价格都相同，从而社会价值W都相同。因而n值越高，在相同劳动时间t 里产品产量越大，产品总价值也越大。于是就存在以下的数量关系和价值决定公式：
W＝t[,1]＝nt
当n不变或相同时，W与t成正比；当t不变或相同时，W与n成正比，即与N成正比，与N[,1]成反比；当W不变或相同时，t与n成反比。 这就是说，当劳动生产率不变或相同时，商品价值量与劳动时间成正比；当劳动时间不变或相同时，商品价值量与相对劳动生产率即劳动生产率指数成正比，或者说与个别劳动生产率成正比，与社会劳动生产率成反比；当商品价值量不变或相同时，也就是在等质等量商品中，包括单位商品中，所凝结的劳动时间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劳动生产率越高，所需劳动时间越少，反之则相反。因此，我们应该区别不同情况、不同概念的劳动生产率，来全面认识劳动时间、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三者关系；否则就会在这三者关系上纠缠不清，争论不休。
在计算同类商品总量、部门商品总量、社会商品总量时，由于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总是根据所有个别劳动生产率的加权平均数计算的，因而这时n＝1，从而，W＝nT＝1T＝T。其中总劳动时间T＝∑t＝∑t[,1]＝T[,1]。所以，无论是同类产品、部门产品还是社会总产品的总价值量总是等于耗费在产品中的总劳动时间。
在《资本论》第一卷论述了商品的价值量决定于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后，又在《资本论》第三卷进一步指出：“事实上价值规律所影响的不是个别商品或物品，而总是各个特殊的因分工而互相的社会生产领域的总产品；因此，不仅在每个商品上只使用必要的劳动时间，而且在社会总劳动时间中，也只把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类的商品上。”（注：《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5卷，716页，，出版社，1974。 ）这里所说的必要的劳动时间，也就是理论界通常所说的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以下用总量T[,2]和个量t[,2]表示）。显然，作为完整意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仅对社会生产、对生产部门、对社会供给来说是必要的，而且对社会需求、对消费者及其购买力来说也是必要的；不仅要具有劳动耗费上的社会平均性，而且要具有劳动效果上的社会必需性，即具有两种含义上的社会必要性，也就是必须由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共同决定商品的社会价值。这就是说：“价值不是由某个生产者个人生产一定量商品或某个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而是由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由当时社会平均生产条件下生产市场上这种商品的社会必需总量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注：《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722页，，出版社，1974。）然后再根据从这样决定的商品总价值中所分摊到的部分决定单个商品的价值，即由“所生产的总价值除以产品数，决定个别产品的价值，而且个别产品只有作为总价值的这种相应部分才成为商品。”（注：《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Ⅱ），120页，，出版社，1974。）因而，完整意义的社会价值，是由社会平均生产条件下生产某种商品社会必需总量（B ）所必要的劳动时间（T[,2]＝Bt[,1]）决定该种商品实际生产总量（A）的实际总价值（W）， 并由从这个总价值中所分摊到的部分决定单个商品的实际市场价值（w），即由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t[,1]、T[,2]）共同决定商品的社会价值（包括总量价值W和单位商品价值w）。用计算公式表示，即：
W＝T[,2]＝Bt[,1]＝B（T[,1]／A）＝（B／A）T[,1]＝b[,T]
w＝W／A＝T[,2]／A＝Bt[,1]／A＝bt[,1]＝bnt
其中，T[,1]＝T，为生产A量商品实际耗费的总劳动时间，t为单位商品个别劳动时间，n为相对劳动生产率或劳动生产率指数，b＝B／A为供求系数或产品需求率或产品稀缺率。
上述公式把产品需求率b列为价值决定的一个重要变量， 从而把供求关系列入了价值决定。而市场供求是复杂多变的，因此，“价值量不以交换者的意志、设想和活动为转移而不断地变动着。”（注：《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91页，，出版社，1972。）这样，供求变动就决定了价值变动，进而决定了价格变动。从这种新观点来看，商品价格随着供求变动而上下波动，并不是商品价格与价值偏离，而正是有规律地必然地向价值接近，与价值相一致。
再从供求变动趋势来看，“如果供求决定市场价格，那么另一方面，市场价格，并且进一步也就是市场价值，又决定供求。”（注：《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213页，， 出版社，1974。）这
劳动价值论的几个公式及其应用_经济学论文 第八篇
目前，我国理论界正在深入广泛地讨论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无论是在目前这场讨论中，还是在长期以来中外学者的研究中，对劳动价值论都提出了一系列的质疑和难题。其中有些难题在著作中并无现成答案，应用传统理论也难以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这就使的劳动价值论和主义经济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也孕育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我们应该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把劳动价值论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把创立了一百多年但至今未获应有发展的的劳动价值论从各方面加以丰富和发展。为此，本文冒昧提出几个新理论和新公式，并尝试应用这些理论和公式，和破解关系到劳动价值论兴废存亡的几个问题。
一、几个公式
（一）价值决定公式——价值规律公式之一
关于价值决定的基本观点是：“只是社会必要劳动量，或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该使用价值的价值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注：《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52页，，出版社，1972.）关于价值决定的这个观点是价值规律的首要内容。在这里所说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是理论界通常所说的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以下用个量t[，1]及其总量T[，1]表示）。对于t[，1]参与价值决定，在承认劳动价值论的学者中是没有争议的。但也许正因为没有争议，人们对t[，1]的认识一般也就没有深化、 细化和量化。其实，根据的论述和社会实践，t[，1]包含着丰富的内涵和外延，有必要在认识上加以深化、细化和量化。
从内涵来说，所说的t[，1] 至少包含着三个重要的规定：一是劳动时间，并且是有效劳动时间，是制造某种使用价值的劳动时间；二是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三是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基本上也就是社会平均的或中等的生产条件。后两个规定结合在一起，也就是社会平均的或中等的劳动生产率和劳动生产力（在这里，这两个概念完全一致，可以通用）。这样，商品的价值量（W ）就是劳动时间（t）和劳动生产率或劳动生产力（N）的函数，即：
W＝f（N，t）
在这里，N又是由多种情况和要素决定的。 正如所说：“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注：《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53页，，出版社，1972.）在这多种情况中的每一种，都是一种或一类生产要素，每种要素又都包含着许多方面和因素。具体说：
第一，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可以说是劳动力要素（r）， 其中包括劳动者的德、智、体素质，这又取决于先天的体质和智力遗传因素、后天的教育和环境因素，特别是本人的主观努力以及这种努力的方向和程度等等。
第二，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可以说是科学技术要素（e），其中包括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和应用程度，相关知识、 信息的获取、传递、加工、贮存、应用水平，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所承载的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种类和含量等等。
第三，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可以说是管理要素（g）， 其中包括微观的经营管理，宏观的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纪律、制度、政策、措施、分工、协作，以及由此形成的生产力系统。
第四，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可以说是资本要素（c）， 其中包括资本的积累、积聚、集中、筹措、运作，生产资料的获取、配置、利用、更新改造等等。
第五，自然条件主要是土地要素（d）， 完整地说应该包括人类自身的自然（已列入劳动力要素之中）和人类外部的自然，后者又包括土地、水源、森林、矿藏、日照、气候、其他动植物、生态环境等等。
所有这些要素，都是劳动生产力的决定性因素，从而都是商品价值量的决定性因素。仅以上述五项要素列入价值决定的关系式，可得出以下公式：
W＝f（r，e，g，c，d，t）
以上因素都影响到价值决定，其中有的是加和关系，有的是比例关系，有的是非加和性、非线性的关系。
从外延来说，无论在中国在世界都存在着多层次的生产力，存在着多种不同的生产条件和劳动力条件。同一规格质量的产品都可能有多个不同的生产者向市场提供；这些生产者有的是个体，有的是企业；企业中有独资的，有合资的，有股份制的，有国有的。不同生产者会有不同的生产条件、劳动力条件和由此决定的不同的劳动生产率。这些生产者各自的个别劳动生产率（N）可能分别等于、 大于或小于社会平均的劳动生产率（N[，1]），从而N与N[，1]的比值n（我们把n 叫做相对劳动生产率或劳动生产率指数）可能分别等于1，大于1或小于1.即N＝N[，1]，N＞N[，1]，N＜N[，1]，亦即n＝1，n＞1，n＜1.但无论个别劳动生产率N和个别劳动时间t怎样不同，同一规格质量的产品投放到同一市场上价格都相同，从而社会价值W都相同。因而n值越高，在相同劳动时间t 里产品产量越大，产品总价值也越大。于是就存在以下的数量关系和价值决定公式：
W＝t[，1]＝nt
当n不变或相同时，W与t成正比；当t不变或相同时，W与n成正比，即与N成正比，与N[，1]成反比；当W不变或相同时，t与n成反比。 这就是说，当劳动生产率不变或相同时，商品价值量与劳动时间成正比；当劳动时间不变或相同时，商品价值量与相对劳动生产率即劳动生产率指数成正比，或者说与个别劳动生产率成正比，与社会劳动生产率成反比；当商品价值量不变或相同时，也就是在等质等量商品中，包括单位商品中，所凝结的劳动时间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劳动生产率越高，所需劳动时间越少，反之则相反。因此，我们应该区别不同情况、不同概念的劳动生产率，来全面认识劳动时间、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三者关系；否则就会在这三者关系上纠缠不清，争论不休。
在计算同类商品总量、部门商品总量、社会商品总量时，由于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总是根据所有个别劳动生产率的加权平均数计算的，因而这时n＝1，从而，W＝nT＝1T＝T.其中总劳动时间T＝∑t＝∑t[，1]＝T[，1].所以，无论是同类产品、部门产品还是社会总产品的总价值量总是等于耗费在产品中的总劳动时间。
在《资本论》第一卷论述了商品的价值量决定于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后，又在《资本论》第三卷进一步指出：“事实上价值规律所影响的不是个别商品或物品，而总是各个特殊的因分工而互相的社会生产领域的总产品；因此，不仅在每个商品上只使用必要的劳动时间，而且在社会总劳动时间中，也只把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类的商品上。”（注：《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5卷，716页，，出版社，1974. ）这里所说的必要的劳动时间，也就是理论界通常所说的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以下用总量T[，2]和个量t[，2]表示）。显然，作为完整意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仅对社会生产、对生产部门、对社会供给来说是必要的，而且对社会需求、对消费者及其购买力来说也是必要的；不仅要具有劳动耗费上的社会平均性，而且要具有劳动效果上的社会必需性，即具有两种含义上的社会必要性，也就是必须由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共同决定商品的社会价值。这就是说：“价值不是由某个生产者个人生产一定量商品或某个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而是由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由当时社会平均生产条件下生产市场上这种商品的社会必需总量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注：《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722页，，出版社，1974.）然后再根据从这样决定的商品总价值中所分摊到的部分决定单个商品的价值，即由“所生产的总价值除以产品数，决定个别产品的价值，而且个别产品只有作为总价值的这种相应部分才成为商品。”（注：《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Ⅱ），120页，，出版社，1974.）因而，完整意义的社会价值，是由社会平均生产条件下生产某种商品社会必需总量（B ）所必要的劳动时间（T[，2]＝Bt[，1]）决定该种商品实际生产总量（A）的实际总价值（W）， 并由从这个总价值中所分摊到的部分决定单个商品的实际市场价值（w），即由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t[，1]、T[，2]）共同决定商品的社会价值（包括总量价值W和单位商品价值w）。用计算公式表示，即：
W＝T[，2]＝Bt[，1]＝B（T[，1]／A）＝（B／A）T[，1]＝b[，T]
w＝W／A＝T[，2]／A＝Bt[，1]／A＝bt[，1]＝bnt
其中，T[，1]＝T，为生产A量商品实际耗费的总劳动时间，t
简析等价鞅测度及其应用 其它经济学论文_经济学论文 第九篇
摘要：自从20世纪50年代后数理工具广泛用于金融领域，其中最为知名的当属M-M定理、CAMP以及无套利(APT)定理和鞅等价定理等。在这当中，鞅等价定理直至目前仍然是金融中的前沿课题。并且，等价鞅测度定理还是人们在金融产品定价、消除金融投机套利机会、降低金融产品投资风险的主要工具。等价鞅测度定理在金融市场中的很多领域都可以得到应用。剖析等价测度定理及其应用无疑对掌握金融产品定价方法、优化金融产品投资组合、降低金融产品投资风险将有所裨益。
关键词：鞅；测度；等价鞅测度
早在1900年，法国人L.巴恰利埃在一篇关于金融投机的论文中，已经开始利用随机过程工具探索那时尚无实物的金融衍生证券的定价问题。但是直到20世纪50年代，金融研究仅有一些含混不清的“大拇指法则”和对所观察到的财务数据的文字性描述。然而进入50年代以后，数学工具在金融研究领域的应用蓬勃发展。马科维茨1952年发表的那篇仅有14页的论文既是现代资产组合理论的发端，又标志着现代金融理论的诞生。随后，莫迪里阿尼和米勒（1958年）第一次应用无套利定理证明了以他们名字命名的M-M定理。同时，德布鲁（1959年）和阿罗（1964年）将一般均衡模型推广至不确定性经济当中，为日后金融理论的发展提供了灵活而统一的框架。稍后，夏普（1964年）、林特内（1965年）和莫辛（1966年）共同导出了著名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另一方面，赫什雷弗（1966年）在一般均衡体系中证明了M-M定理。20世纪70年代，布莱克推导出无风险不存在情况下的“零-ß CAPM”；萨缪尔森、鲁宾斯坦、克劳斯和利茨伯格导出了跨期CAPM；而莫顿则将伊藤积分引入经济；提出了连续时间的CAPM；另一方面，罗斯提出 了与CAPM相平行的套利定价理论。当然，上世纪70年代最具革命性意义的事件是布莱克和斯科尔斯的期权定价公式以及哈里森与克雷普斯的证券定价鞅定理。哈里森与克雷普斯（1979年）将鞅引入金融当中来，使得金融发生了革命性的飞跃，为随后的金融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工具与思路。在这当中，最有名的莫过于等价鞅测度定理。等价鞅测度定理为消除套利机会，减少资产投资风险提供了一个简便而又逻辑严谨的工具。
一、 鞅的定义及含义
一个关于{ℱ } 适应的过程 称为一个（关于{ℱ } 的）鞅 ，如每个 可积，且 Ⅰℱ ， （1）称为一个上鞅，如式（1）换为 Ⅰℱ ， （1）‘称为一个下鞅，如式（1）换为 Ⅰℱ ， 显然， 是上鞅，当且仅当 是下鞅。
现在，我们考虑股票价格的多元二维格栅模型化 。在现存框架中，过程 由最初股票价格 和 等式中随机变量序列 决定。更精确而言， 由概率空间 中的 决定，或对等地，由下列关系决定：
（2）
。通过下式，引入贴现股票价格过程 ：
（3）
设 为随机变量 生成的空间 的解析族 ，即，对于任意 ， 。明显地，解析族 ， 为 域递增族，意指对于任意
， 。注意到 族同时也是由随机变量族 生成而致，从而更精确而言，
，等式中依据惯例， 。，解析族 ， 可将股票价格观测值生成的离散信息流模型化。从金融意义而言，解析族 意指时间 时所有投资者可以获取的市场信息。对于任意 ，设定 ，式中 是解析族 生成的 域。显然 。最后， 表示过程 的自然 域族，或简言之，过程 的自然过滤因子。
下面引入与任一 中概率测度 对等的概率测度 的定义，如此，贴现股票价格 在 下对于它自身的过滤因子而言为公平博弈。另外，假定 属于 类。根据 类定义，任一 中概率测度取决于隐含参数 的选取，而 仅仅与 值相关。而且，此假设不会丧失一般性；不难求证： 外不存在与任一 类概率测度相等的概率测度 ，从而CRR模型中的贴现股票价格 必将遵循 －分布。从而，可在不丧失一般性条件下采用下列鞅测度定义。
定义：概率测度 可称为贴现股票价格过程的鞅测度如果下列等式成立：
； （4）
即，如果过程 相对过滤因子 而言在 下遵循鞅分布。这种情况，人们可以断言贴现股票价格 遵循 －鞅分布，或简言之， －鞅分布，如果没有歧义引起的话。
在某些情况中，可以假定股票价格是在隐含过滤概率空间 上给出，等式中隐含过滤因子 严格大于股票价格过程生成的自然因子 。但是，在本节中，为了方便，设定 ，如同上述定义所明确表示。
引理：贴现股票价格 的鞅测度存在当且仅当 。本例中， 的鞅测度 是相对于 而言的唯一 类因子。
证明：利用（2）和（3）等式，我们可以根据以下方式重新构建等式（4）：
（5）
或等价地， 。
由于随机变量 相对于 －域 ，那么后一等式成立的充分必要条件是 ，或明显地，等式 必须满足。对最后方程求解 值，人们可以得到使得等式（5）成立的唯一 值。
注意到股票价格遵循唯一鞅测度 分布，递增概率的指数随机游走（参见公式（ ）就等于 。这个特征阐明了在不丧失一般性条件下，为什么可将人们的注意力限定在隐含锥空间 的特殊概率测度类型上。重要的是要指出：鞅概率测度 不是为了将股票价格实际波动观测值模型化而外生引入的。相反的是，它应该被看作是衍生证券套利估价中非常有用的技术工具。
评价： 鞅测度（或风险中性概率）概念本质上取决于基数资产的选择。可以确认相对股票价格 的唯一鞅测度为 类的唯一因子 ，且 与 的以下值一致：
二、 等价鞅测度及其性质
等价鞅测度 ：具体地，如果一项证券价格 是一个连续随机过程，其样本概率分布记为 －我们称其为等价鞅测度，使得以 计算的未来期望恰好等于当前地价格：
（6）
其中 是在时刻 的信息 已知的条件下以 计算的条件期望算子。
考虑一种普通证券，其价格变化呈几何维纳过程：
（7）
其中 服从正态分布： （8）
注意这种表示法与前面随机微分方程的表示法是等价的——事实上， 满足方程：
利用伊藤引理， 满足的随机微分方程是
（9）
为了后面的推导，任取一个参数 ，我们先计算下面的矩生成函数（moment generating function）：
（10）
函数 具有这样的性质：将其求导 次并在 取值就得到 的 阶矩。譬如容易验证
现在我们利用 来计算证券价格的条件期望。假设 ，由定义（7）式，有 （11）
注意到这个分布与信息 （时刻 及之前的股价 ）无关：
最后一个等式用到了矩生成函数（10）式。又因为在信息 下 是已知的，上式两端乘以 ，得到 （12）
对照 实际的概率分布（8）式，我们将 定义为正态分布 ，其中期望值系数 待定。利用（12）式，以 计算 的条件期望：
选取 （13）
立即有 （14）
在上述构造下， 成为概率分布 下的一个鞅。同时，仿照（9）式的推导，在 下 满足的随机微分方程是
用（8）式置换后为：
（15）
这里的 是一个标准维纳过程，它与（11）式中的 是不同的：后者的概率分布是 ，而 的概率分布是 。（15）式与（14）式是等价的，它们的直观解释是：在等价鞅测度下，每一种风险资产的期望收益率都等于无风险
略谈中国历史上的农器与农法——兼谈现代化中传统文物的保存 _经济学论文 第十篇
作者按：这是我在光明日报为《中华农器图谱》举行的专家座谈会上的发言提要，曾在20xx年4月16日的光明日报上刊载。但刊载时删去了最后一段，并有若干错字。现在发表的是没有删节的原稿。本人认为最后一段提出的问题比前面的文字更加重要。
农器和农法（农业技术体系） 是农业生产中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两个范畴。农器一般是为一定的农法创制的，农法往往通过一定的农器才能实现，而两者都由人来掌握。农法的进步往往与农器的进步相伴随，并以农器的进步为其重要标志。农器和农法除了统一的一面以外，也有矛盾的一面；有的时候两者发展不同步，有的时候两者可能出现某种背离的现象。
中国传统农业以精耕细作著称于世，同时以拥有许多领先于世界的传统农器。精耕细作农法的形成和发展，是以与之配套的农器作为它的条件和标志的。
例子之一：日本学者把中国传统农法称之为“中耕农法”，而区别于西欧中世纪粗放的“休闲农法”。中耕是中国精耕细作传统农法的特征之一，它可以追溯到西周春秋时代。当时已出现垄作、条播、中耕三位一体的技术，不同于西欧中世纪农业撒播、不中耕的无序状态。西周春秋非常重视中耕，中耕和春耕、秋收一样，都要在籍田中举行相应的仪式。与这种中耕技术相配套，当时出现了专门的中耕农具——“钱”（青铜铲）和“镈”（青铜锄）。青铜“钱”、“镈”成为精耕细作农法萌芽的标志之一。它们的使用已相当普遍，以至成为交换中人们乐于接受的一般等价物，并由此转化为金属铸币。“钱”从此成为货币的名称。以后，货币的形态虽然几经变化（由青铜的“钱布”到圜形的铜钱，再从铜钱到今天的纸币），但“钱”的名称却延续至今，它的本义反而被人淡忘了。
例子之二：我国精耕细作农法奠基于战国时代，这和当时铁农具的普及密切相联。西汉中期以后牛耕在黄河流域普及，西汉末年《氾胜之书》的农法就是建立在牛耕的基础上的，把精耕细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魏晋南北朝和宋代，北方的精耕细作体系和南方的精耕细作体系相继臻于成熟，农史界习惯分别用“耕—耙—耢—压—锄”和“耕—耙—耖—耘—耥”来概括它们的特点，而“耕—耙—耢—压—锄”和“耕—耙—耖—耘—耥”是与北方旱地耕作农具系列和南方水田耕作农具系列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传统的框形犁（它的成熟形态是唐宋时代的曲辕犁）富摆动性、装有曲面犁壁，适合精耕细作的要求。十八世纪西欧吸收中国犁的特点对其原有的耕犁进行改造，成为西欧近代农业革命的起点。
但是，中国传统精耕细作农法的发展有时又和农器的发展不完全协调，不完全同步。这里也举两个例子。
例子之一：汉代有两种著名的丰产农法——代田和区田。代田农法是与“便巧”农器（耦犁、耧车等）相配合的，农法的进步与农器的改进同步，结果在增产的同时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不但“亩增一斛”，增产约25%，而且“二牛三人”可耕田五顷（大亩），其劳动生产率盖为“一夫百亩（周亩）”的12倍，史称“用力少而得谷多”。它比较适合于大农。区田农法高度精耕细作，号称“亩产百斛”，但依靠劳力的大量投入，而不以农器的改进为条件，甚至不采用铁犁牛耕。它更适合于贫苦的小农。代田这种农法与农器同步、增产与增效并重的发展模式后来并没有得到持续。从西汉中期耦犁推广以来，农器不是继续向大型、高效发展，而是逐步被改造得更加适合小农的需要。倒是区田“亩产百斛”的诱人指标不断吸引后人试验，虽有增产，但总达不到，而且无法大面积推广。
例子之二：明清时代，精耕细作农法继续发展，土地等农业资源的利用率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耕作、施肥、育种、新作物的引进等方面都有相应的进步，但农器基本上没有改进。中国传统农器的发展在宋元时代达到高峰后，就基本上停滞不前了。《农政全书》所载农具是抄王桢《农书》的，没有新创造。有些大型高效农具，如水力连磨，高效的配套的收麦工具麦钐麦绰等，明清反而罕见或不用了。南方有的精耕细作水平很高的地方，竟从牛耕退回人耕。精耕细作农法向“粪大力勤”式的劳动集约的道路发展，在土地利用率和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劳动生产率没有相应的提高，甚至停滞和倒退。近世中国传统农业的落伍和在世界市场竞争中的失利，与此有密切关系。造成这些情况可以找出具体的原因来解释，但深层的原因恐怕是小农经济和人多地少的状况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已经缺乏改进农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足够的动力。已故著名农史学家王毓瑚先生曾经说过，中国农书中记载的大型高效农器实际上并没有广泛使用，农民更多是利用普通的锄、鍬等农具进行耕作；利用简陋的农器做出细致的农活，是中国传统农业的一个特点。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农民的勤劳和智慧，另一方面以也是在封建时代小农经营规模狭小、经济状况窘迫境况下的一种无奈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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